大塔兒巷，本是杭州一條普普通通的老巷子，它因雨巷之名，至今依然異乎尋常地存在著。

我在這里不期遇到過為雨巷慕名而來的探訪者，也陪著從外地來的好友在這里找尋過雨巷的詩意。再早先，孩子就在大塔兒巷附近上學，那時每天在這里來來往往過了好幾年光景。其實，那條悠長的青石板路泛著雨光的巷子，早已不見了，殘存下一點印記的，留在了一面約五十來米白墻上，一行行題刻下了戴望舒作于1927年的詩——《雨巷》。

一

直到今天，這首詩仍在打量著我們，好像詩里總有自己的影子。愛江南煙雨詩畫的，這里有水墨丹青的古典韻味。追憶逝去的青春，這里有結著丁香般愁怨的姑娘，像夢中飄過。即使人類那些永恒的主題，孤獨、希望和愛，這里也有具象的詩意敘事。

戴望舒天生就是一個詩人。發表《雨巷》時，他才23歲，被葉圣陶盛贊“替新詩的音節開了一個新的紀元。”戴望舒由此一舉成名，被譽為“雨巷詩人”。如果將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雜志發表《白話詩八首》作為新詩的起點，新詩已有了百余年歷史。作為新詩拓荒者之一，戴望舒是中國詩壇上不可或缺的一位重要詩人。1936年他和卞之琳、孫大雨、梁宗岱、馮至共同創辦的《新詩》月刊，是中國近代詩壇上最重要的文學期刊之一。他對詩歌的深刻思考和探索，凝聚在他創作的90余首詩歌中，凝聚在體現他詩學理念的《詩論零札》中，也凝聚在他翻譯了大量達意傳神的譯詩中。臺灣詩人痖弦自述說，他們那一代的臺灣詩人，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寫現代詩的時候，戴望舒所譯的法國象征主義詩歌對他們頗有影響，他們互相私下傳閱，猶如地下文學。

消逝的雨巷離我很近，就在我居住的不遠處。文學版圖上，有著諸多鮮活的地標，滁州醉翁亭、武漢黃鶴樓、成都杜甫草堂、黃岡東坡赤壁……它們存于傳世的名篇中，又與現實交織在一起，超越了地理空間概念，被附麗了另一種存在的意義。即便有的已不復存在，仍讓人念念難忘，就像雨巷。

《雨巷》的名氣太大了，我曾一直以為它便是戴望舒的全部。事實上，來自別處，還有另一個戴望舒。不止雨巷，還有在香江的淺水灣畔，放著的一束紅山茶。

雖然八十多年前的那束紅山茶早已化為塵土，不過它仍鮮活永存著，在戴望舒的詩里。

二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二十八天后蕭紅病逝于戰時臨時醫院，被葬在淺水灣海邊。10個月后，困留在香港的戴望舒來到淺水灣憑吊蕭紅，此后他又多次前往，《蕭紅墓畔口占》即由此而出。

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

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

我等待著，長夜漫漫，

你卻臥聽著海濤閑話。

據葉靈鳳撰文回憶：“1942年11月的某一天，由于一位日本朋友的協助，我同戴望舒先生進入當時還是禁區的淺水灣，在荒涼寂寞的灘頭，第一次拜謁了蕭紅墓。”寂寞的長路與荒涼的墓地，無盡的暗夜與一束紅山茶。寂靜與濤聲，等待與希望。每次讀《口占》，會不由被這首短詩所蘊含的能量驚艷。他為何甘愿不惜走六小時的路，只為去蕭紅墳頭放一束紅山茶？憑吊逝者，不應是白菊花嗎？為何是紅山茶？

相比《雨巷》，它極其的短，字數節制得不能再節制，看似平淡無奇，如覆蓋大地的堅冰，無聲靜謐，底下卻是洶涌的河。

在戴望舒和蕭紅謀面于香港前，戴望舒向當時還在重慶北碚的蕭紅約過稿。彼時戴望舒為避戰火，已南下香港，是《星島日報》副刊《星座》主編。對于為何取名“星座”，他在《創刊小言》直言，“《星座》能夠為它的讀者忠實地代替了天上的星星，與港岸周遭的燈光同盡一點照明之責。”主持《星座》副刊期間，戴望舒編發了大量宣傳抗日的文學作品，聚集了茅盾、郁達夫、沈從文、郭沫若、艾青等眾多知名作家為副刊供稿。這些匯聚起的筆墨，恰如天上的星星照耀著，是抗爭，也是啟明。后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成立，戴望舒雖不是協會主席，徐遲在《我的文學生涯》中說，實際文協領導工作“主要差不多落到了戴望舒的肩頭”。

對蕭紅來說，逃離重慶到香港，意味著再也不用在日軍飛機無休止轟炸下東躲西藏，另一個重要原因，“自己和端木都有些文章在香港的報刊上發表，生活不會成問題。”香港的報刊，主要指的就是《星島日報》副刊《星座》。戴望舒這位前輩給予蕭紅和端木蕻良的支持和幫助，無疑是巨大的。他熱情地為二人介紹文藝圈朋友，邀請他們到家中做客，甚至提出讓他們搬來家中同住。《星座》見證了蕭紅創作的黃金時代，《曠野的呼喊》《花狗》《茶食店》《北中國》等作品相繼在《星座》發表刊出，包括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呼蘭河傳》。蕭紅將這些著作交給戴望舒，可見她對戴望舒絕對的信任，也可見當時《星座》影響力。

可惜，蕭紅這位頗具天才的“文學洛神”在31歲就隕落了，死前她在紙上寫滿了悲楚：“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倘若沒有遇上庸醫誤診，在香港能躲過日寇轟炸，她的肺結核病也許能得到良好治療。戰爭的傷害，三段不堪的婚戀，來自他人的流言碎語，她終竟沒能逃脫厄運。

戴望舒在蕭紅荒寒墓前放了一束紅山茶，這是一個多么決絕的姿態。他們因文學結緣，伊人已逝，他為她哀傷，同情她，理解她，正如魯迅文字里對蕭紅的憐惜。新鮮的紅色，明麗的芬芳，在戴望舒眼里，蕭紅就是熾熱高潔的紅山茶。亂世中純真的友誼，生者對逝者最深情的敬意，這也是詩里最讓我動容的部分。

就在蕭紅病逝后不久，為抗戰呼號的戴望舒被日本人逮捕入獄。人們無法想象他在魔窟里經歷了什么，慘烈的酷刑似一道血泥深嵌在了詩中：“從口鼻一齊喝水，然后給踩肚子，膝頭壓在尖釘上，磚頭墊在腳踵上，聽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飛機在梁上蕩。”而他，硬是沒有供出文協任何一個人，也沒有供出任何一個宣傳抗日的朋友，最后是“到垂死的時候才被保釋出來抬回家中”。

戴望舒曾說“盡一點照明之責”，他的確做到了，為此幾近付出了生命。他對這片大地的忠誠，儼然超越了詩人的身份。戴望舒自編的最后一本詩集《災難的歲月》，收錄了寫于1934年到1945年的詩，包括《我用殘損的手掌》《獄中題壁》《等待》等名篇。“當你們回來，從泥土掘起他傷損的肢體，用你們勝利的歡呼把他的靈魂高高揚起。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曝著太陽，沐著飄風：在那暗黑潮濕的土牢，這曾是他唯一的美夢。”讀到這樣直白而凜冽的詩句，即使不知作詩者是誰，也會猜出，他一定是在時代泥淖里歷盡過生死沉浮的人。

詩外有詩。從這個角度講，經歷了從牢獄死里逃生來到蕭紅墓前的戴望舒，他帶來的紅山茶，不只是給蕭紅的，長夜漫漫里的這抹亮色，也是戴望舒給自己的，抑或還有給他詩中那些“不像牲口一樣活，螻蟻一樣死”的同胞。這個曾在雨巷自我愁怨的彷徨者，最終轉向了宏闊的遠方。

三

1949年初，當北平解放的消息傳到香港，戴望舒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悅，決定立刻動身北上。朋友勸他，北方寒冷的冬季會加重他的哮喘病情，他卻道：“我不想再在香港住下去了，一定要到北平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榮一點。”竟一語成讖，戴望舒到北京僅十一個月，生命戛然而止，年僅45歲。

短暫的一生中，戴望舒可謂命運多舛。他經歷過兩次婚變，在婚姻和家事上，很不順遂，幸福于他總是稍縱即逝。他曾一度獨自帶著兩個孩子，寄居在好友葉靈鳳家。遭受過酷刑折磨后，他的身體被徹底摧垮，哮喘發作時，“連一層的樓梯都爬不上”。葉靈鳳說，晚上戴望舒和孩子住在客廳，和他的臥房隔著一層屏門，夜靜時常常發出氣喘如牛的聲音。“愿我在最后的時間將來的時候看見你，愿我在垂死的時候用我的虛弱的手把握著你。”這首古羅馬詩，被戴望舒題獻給了他癡戀的姑娘。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他愛過的三位女性都不在身旁，沒有一雙手握著他，讓他和這個世界安然告別。

耀眼的才華，若沒有遇上好的時代，再若連執子之手也沒有，似乎注定要背負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對戴望舒而言，無疑是命運的不幸，對傳世之作來說，卻是大幸。

在眾多師友朋儕的憶述中，抗戰時期曾和戴望舒一起創辦詩刊《頂點》的艾青，說過一段很樸實的話：“我對戴望舒很尊敬，他是真正的詩人。所謂真正，就是不說假話。不講假話的詩人不多，所以說正直的話的詩人就可貴了。”濾去時代風云，這段大白話現在仍大有余味。

戴望舒的女兒回憶說，住在上海亨利路永利村（邨）時，他常常摸著我的頭，叫我多讀書。到夜晚，他則一個人伏在書桌上，對著臺燈看書，從背影看去，就像一只撲火的巨大的夜蛾。

《夜蛾》里，詩人寫道：“這只是為了一念，不是夢，就像那一天我化成鳳。”一念里，想必有細雨飄落的青石小巷，有海風吹拂過的花容暗香。或許還有幾份詩里詩外的況味。誰的人生里沒有走過寂寞的雨巷？命運的饋贈或許也有紅山茶的芬芳。當一首詩比石頭更堅固，一個人的永生在他的詩里自有了歸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