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作家，著有《陳寅恪與傅斯年》《大學與大師》《南渡北歸》等作品

中華讀書報：《大師的趣聞軼事》（河南文藝出版社）收集了很多大師鮮為人知的趣聞軼事，講述大師的日常生活、處世態度、學問格局、師生情誼、人生抉擇等方面的故事，重溫一代學人風骨與精神，讓讀者更直觀地領略大師風采。這部書和此前的《南渡北歸》等一系列描寫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的作品相比有何特別之處？

岳南：《南渡北歸》等作品著重描述民國文人的苦難與悲傷，《大師的趣聞軼事》更側重于通過大師日常生活中的趣味性細節來呈現其形象、精神、風骨，力求深入淺出，可以讓不同背景的讀者都能有所收獲。我希望這本書能成為一本能讓人了解大師日常、引發思考并激勵人往前走的書。

《大師的趣聞軼事》，岳南著，河南文藝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

中華讀書報：您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寫了考古題材，為什么會對這一類題材感興趣？

岳南：1990年5月，我那時已經當兵并且考入了位于北京魏公村的解放軍藝術學院（現更名為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文學系讀書。五一節，我借假期去北京昌平縣明十三陵區旅行，當時就被十三陵的環境和陵寢的宏偉壯觀震撼到，與我的愛好、興趣、知識儲備相撞了。于是，我做了一系列采訪，決心寫一部長篇，就是《風雪定陵——地下玄宮洞開之謎》。我在軍藝讀書的第二年，有半年實習時間，老師說你可以再利用這半年寫寫兵馬俑的發現發掘，這個是與軍隊、軍事文學有關的。我于1991年春節過后趕到西安，從早到晚每天采訪，忙碌了半個月返回北京，用了五個月時間寫完了《復活的軍團》，敘述秦始皇陵兵馬俑的發現情況，以及大秦帝國軍隊編制、作戰情形，當然還有與秦帝國同時存在于世的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的軍事與作戰情形，我把當時地球上的三個帝國作了對比，完成了一個立體的秦帝國時代人類軍事與作戰的全景式紀實文學作品。

那時我就意識到，講文化自信首先要有文化。弘揚中華文化，除了歷史文獻，考古與發掘的地下文物是最有說服力的，近些年我們發現，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正是通過考古發掘走向世界并被學術界認可的。

中華讀書報：談談您的閱讀經歷吧，對您來說，最重要的讀書經歷是哪一階段？

岳南：還是在農村聽老人講故事。我從小愛讀歷史、讀文學，《烈火金鋼》《敵后武工隊》《鐵道游擊隊》《大刀記》《苦菜花》……戰爭題材的書看了不少，看的電影也多數與抗戰有關，比如《地道戰》《地雷戰》《平原作戰》《南征北戰》等。這些書和電影都給我很大的影響。我對歷史特別感興趣，《隋唐演義》《三國演義》《七俠五義》《水滸傳》《礦山英雄傳》……聽老頭老太太們講了很多，我現在還能說出《礦山英雄傳》一百回里的人物。

1979年我報考了諸誠師范學校，落榜孫山——不是排在孫山之后，隔著孫山一千多名。我只好回家種地。等到第三年，終于有機會到日照邊防當兵，1984年又考上了武警濟南指揮學校，在此期間寫寫詩歌，在報紙發表了一些作品，被作為人才推薦到武警山東總部政治部電視新聞報道組，成為宣傳干事。從1985年開始，將近五年的時間，我在濟南看了點書寫了點東西，給“人民子弟兵”欄目寫報道，給《解放軍報》等幾個對口的報紙投稿。

在解放軍藝術學院的兩年學習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像蟬蛻皮一樣，一下子飛出來了。當時的系主任是王愿堅，老師有朱向前、黃憲國、張志忠、劉毅然等，都很年輕，但是軍藝從全國各地請來最好的老師，像北大的錢理群、北師大的王富仁講魯迅——直到現在，我認為魯迅研究超過他們的不多。藍棣之、王扶漢、牟鐘鑒、孫紹振等名師，包括把著名作家王蒙、林斤瀾等請來軍藝上課，對我們的思想形成很大沖擊，比如《共產黨宣言》中“工人沒有祖國”的觀點，愛因斯坦關于國家的觀點：“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國”等等——這些思想觀念的沖擊十分了得。

西方的文學、拉美文學被猛烈地灌輸到我們頭腦中，三斯（馬爾克斯、博爾赫斯、杜拉斯）、當然還有尼采、卡夫卡、米蘭·昆德拉……讀懂讀不懂先買一本看看。看懂就看懂了，莫言看懂了，寫了《紅高粱》；劉震云看懂了，寫了《新兵連》?？床欢司屠?，關鍵是悟性。

中華讀書報：您寫考古、寫歷史題材，寫過軍旅題材的作品嗎？

岳南：我早年寫的詩歌、散文、小說，都是軍旅題材的作品。

從軍事文學來說，自1950年始，大部分是有關八路軍、新四軍，還有華北的敵后武工隊、江南的沙家浜阿慶嫂打鬼子。到了80年代，《血戰臺兒莊》電影出現了，揭開了國民黨打鬼子的序幕，承認國民黨對抗日戰爭的貢獻。到了莫言的《紅高粱》，描述的是土匪打鬼子，這個不得了，后來張藝謀拍成電影更是轟動一時。再后來，即我上學的時候，我的老師朱向前在《青年文學》發表的《地牯的屋·樹·河》寫一個瘋子打鬼子，這就更不得了，達到了中國人打鬼子一個全新的高度，民族覺醒、民族團結的力量更強大了，你想一想，一個瘋子或者說神經病都開始打鬼子了，這個民族還了得，不勝利那才怪呢，天理不容。朱向前老師寫的這個瘋子打鬼子的高度，至今沒人超越，因為這個打鬼子的人與事都寫到了極致。

《復活的軍團》描述秦始皇陵兵馬俑發現、發掘經過，但屬于軍事題材，先在軍中大型刊物《昆侖》首發（當時名為《世界第八大奇跡》），后來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再后來，隨著我轉業到地方工作，軍事題材就很少寫了，但繼續在考古園地里耕耘，這就是后來大家看到的《西漢亡魂》《日暮東陵》《絕代兵圣》等“中國考古探秘紀實叢書”。到了2003年春天，我到四川采訪完三星堆發現、發掘的人與事，一個人獨自坐在四川省博物館門口旁邊茶場喝茶，突然眼前閃過一道藍光，繼之感覺上帝敲響我的額頭，告訴我說：你應該到四川宜賓的李莊去看看，那里有你值得寫的東西。

中華讀書報：這個有點玄妙。從考古到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這一轉折是必然的嗎？

岳南：一點也不玄妙，所謂夜有所思，日有所夢，就考古這門學問而言，現代的田野考古與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之間有內在的不可分割的聯系，學術傳承沒有斷裂。中國的考古學誕生是源自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博士受聘來華，于1921年發現河南澠池的仰韶文化（即彩陶文化）為標志的，而真正由中國人大規模實踐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安陽的發掘。這一發掘在撞開湮沒三千多年的殷商五朝大門的同時，也揭開了商朝晚期270多年王國的真面目，這個發掘歷經十年，直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前才被迫結束，十年間出土的器物和考古的偉大成就轟動了世界。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所長傅斯年，歷史組主任陳寅恪、語言組主任趙元任、考古組主任李濟，以及大將董作賓、梁思永、石璋如、郭寶鈞、劉燿、王湘、尹煥章，以及后來的夏鼐、吳金鼎等成為考古界的明星大腕兒備受后來者尊崇。而這一批大師的徒子徒孫，正活躍在現代考古發掘第一線。

第二天一早，我就乘公共汽車到了四川最南部的宜賓市翠屏區李莊鎮，這是我寫“大師系列”的轉捩點。當然，此前我寫考古題材的作品經常遇到李莊這個詞，我原來以為李莊只是一個村，到了之后出現在我眼前的是一座基本保持原貌的古鎮，“九宮十八廟”基本保持完好。1941年，抗日戰爭進入最激烈的階段，日本軍機對撤往昆明的學術機構進行狂轟亂炸，撤往昆明的一些學術、研究單位如西南聯大等無法繼續待下去了，根據國民政府的命令，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經濟學所、中央博物院、北大文科研究所、同濟大學，甚至包括梁思成、林徽因領導的民營的中國營造學社等學術機構，開始撤往“一個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這就是四川宜賓南溪縣的李莊鎮，這一批師生和學者共一萬多人在李莊呆了六年，直到抗戰結束后的1946年才返回南京和北平。

傅斯年的故居包括他的床和油壺都在，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的故居都保存下來了，與傅斯年、董作賓、李濟、梁思成等有過交往的老人還在，還能談一些軼聞趣事。我住了一周，探尋、訪問，在一個種豬場找了間房，待了一個月，后來回到北京，寫完了《天賜王國——三星堆的發現發掘》，接著寫出了《李莊往事：抗戰時期中國文化中心紀實》。后來又寫了《梁思成、林徽因與他們的朋友》《陳寅恪與傅斯年》和三卷本的《南渡北歸》。

中華讀書報：平時的閱讀您喜歡哪一類作品？寫作期間您的閱讀是怎樣的?

岳南：喜歡與我的心靈貼近的，與我的生活或理想、夢想能呼應或說感應的那些作品，如先秦時代的《離騷》《詩經》，明清小說如《紅樓夢》，近現代的魯迅、胡適、陳寅恪、傅斯年等人的作品都是我所推崇熱愛的。

寫作時，我會把所有相關的書讀完。比如我正做中華文明探源的寫作準備，三年時間讀了六百多本書，讀了百分之七十，還要再讀二百多本。

中華讀書報：讀這么多書，下一部的寫作計劃是怎樣的？

岳南：《考古中國》全新修訂版完成之后，我決定繼續《考古中國》系列的寫作。有幾個大題目必須做，就是被國學大師王國維稱頌的“二十世紀三大發見”：安陽殷墟、敦煌和流沙墜簡的發現、發掘。流沙墜簡的文物價值較高，但發掘時間短、傳奇性故事少，我不準備寫了。但是安陽殷墟與敦煌，包括“一帶一路”不能不寫，否則這套書將有巨大缺憾，因而必須把這兩個題材寫出來。我的寫作計劃已經排到74歲了。

中華讀書報：您的閱讀有什么習慣？記筆記嗎？書是自己買嗎？

岳南：當然要記。書有借有買，從圖書館、孔夫子舊書網買。一本本讀，下的都是苦功夫。

中華讀書報：您有枕邊書嗎？或反復重溫的書？

岳南：我讀書都是在書桌前，用肥皂洗兩遍手，正襟危坐。一般的書讀一遍兩遍就夠了，沒有反復重溫的書。

中華讀書報：如果必須要去荒島，您會選哪三本書帶著？

岳南：我認為最重要的書是小學課本。去荒島的話還是帶點工具書吧，比如《新華字典》。再就是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三國演義考證》也可以看看。

（轉載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