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在北京。坐者左為泰戈爾，右為顏惠慶。前排站者左二為林徽因。中排站者左一為徐志摩。

1913年，印度詩人泰戈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也成為獲得這一獎項的亞洲第一人。1924年4月，泰戈爾訪問中國，引起國人乃至世人矚目。當時的中國文化名流梁啟超、蔡元培、胡適、徐志摩等都參與了對泰戈爾的接待和交流活動，成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

泰戈爾的身影出現在黃浦江畔

泰戈爾此行，除了欲一睹古老的中國、進行演講外，他還希望通過此次中國行，為其于1921年在印度創辦的旨在與世界交流的“國際大學”引進中國學者，請中國學者在該校進行講學和從事研究。1923年，泰戈爾曾請助手先期來華聯系其訪華事宜。后來即由梁啟超、林長民等人組織的“講學社”發出邀請函。泰戈爾訪華時，也是由“講學社”負責安排接待等事宜。擔任翻譯的，便是泰戈爾的崇拜者、詩人徐志摩。而在徐志摩眼里，泰戈爾儼然是“一方的異彩，揭開滿天的睡意，喚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駒，在熱奮的馳騁”。文學家鄭振鐸也欣然以《歡迎泰戈爾》為題，撰文寫道，當泰戈爾到達中國的時候，這里的人們一定會張開雙臂擁抱他；他演講時，人們也一定會報以熱烈的掌聲。

1924年4月12日上午，身著傳統印度長袍、頭纏黑色頭巾、腳穿黑色布鞋、留著標志性長白須和濃密白發的泰戈爾的身影出現在了上海黃浦江畔的匯山碼頭。與泰戈爾一起前來的，有印度“國際大學”教授、梵文學者沈莫漢，畫家南達拉·波斯以及其他教授等。泰戈爾尚未下輪，就有捷足先登的報社記者上船，對他進行了簡短的采訪。很快，泰戈爾一行便緩步走下了“熱田丸”號輪。前來歡迎他的人們立刻圍了上來，有人給一臉微笑的泰戈爾獻上了鮮花。這些前來歡迎印度詩哲的人，分別來自上海文學研究會、上海青年會、江蘇省教育會等團體，以及一些中外媒體的記者。見面寒暄問候過后，興致盎然的泰戈爾已忍不住想要發表自己的即時感受。只見他激動地對前來熱情歡迎他的人們說道，此刻不知道為什么，他覺得到了中國，就像回到故鄉一樣。他始終感覺，印度是中國極其親近的親屬，中國和印度是極老而又極親密的兄弟。這番話經徐志摩翻譯后，人們當即用熱烈的掌聲熱情回應泰戈爾。短暫的見面儀式過后，泰戈爾隨即邊向人們頻頻招手，邊微笑著和隨行成員一起乘上車，離開碼頭，前往坐落在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滄州別墅，那是接待方安排泰戈爾在上海下榻的賓館。

上海之行的活動，安排得還是很緊的。短短一兩天內，泰戈爾先后參觀游覽了龍華古寺、哈同花園。還參加了在滬錫克人為他舉行的歡迎會。第二天，泰戈爾又由徐志摩等陪同，出現在了慕而鳴路（今茂名北路）37號張君勱寓所，參加由上海自治學院、講學社、中國公學、文學研究會四個團體發起的歡迎茶話會。泰戈爾在這里作了他來到中國后的第一場演講。演講詞充滿著詩人的激情，他言詞鏗鏘地指出，中印“兩國人民猶如兄弟，為事當存信心，事必成功……”詩人還說，他此次的中國之行，意在“溝通這名貴的情感交流……”這篇演講詞，后來即以《在上海的第一次談話》為題，發表于《小說月報》第15卷第8號。

茶話會結束后，泰戈爾一行由徐志摩、鄭振鐸等陪同，來到斯時上海最大的一家素菜館功德林用餐。這其實也是一場歡迎晚宴。

第二天一早，泰戈爾一行即離開上海，前往杭州游覽。泰戈爾說：“我到杭州去，路上所看到的一點生氣所在的地方，就是那綿延不絕的稻田……”1924年4月16日的《申報》《民國日報》以《泰戈爾到杭州之電訊》，繼續報道泰戈爾訪華的消息：徐志摩昨有電致張君勱云：“寒（十四日）偕泰戈爾到杭，歡迎者眾，下車正十二時四十分。現下榻西湖飯店……銑（十六日）在教育會演講，擬蓧（十七日）晨返滬，巧（十八日）講演，然后北上。”當時陳寅恪的父親、72歲的中國近代著名詩人散原老人陳三立，正好住在與西湖飯店毗鄰的白傅路上，中印兩位詩人因此相會，也成為一段文壇佳話。

杭州短暫之行后，泰戈爾又返回上海。第二天即以《東方文明的危機》為題，在寶山路上的商務印書館圖書館作了在滬的第二場演講。這里迎接他的是一場更盛大的歡迎會：會場外面用花木搭建出“歡迎”的字樣，會場里面張掛彩條彩球，擺放在臺口的一溜鮮花更是亮眼。除此之外還有樂隊。這樣的場景，更激發起了詩人演講時的情緒和興致。

慶賀泰戈爾64歲生日

由于文化差異、思想觀念不同，對泰戈爾的演講，予以冷嘲熱諷，甚至喝倒彩的也不乏其人。比如吳稚暉、陳獨秀就都表示了不滿。前者直言，請泰戈爾把“尊口”封起來：“太（泰）先生你做詩罷，管不了人家的家國，你莫談天下事！”后者也憤然道：“太（泰）戈爾初到中國，我們以為他是一個懷抱東方思想的詩人，恐怕太（泰）素喜空想的中國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對他。”

泰戈爾在上海第二次演講后當晚，便離滬開始了他的北上之旅。在北京，全程陪同泰戈爾的人中，除了徐志摩，還有林徽因。一家報紙還刊登了描繪他們三人在一起的文字：林小姐貌美如花，與白須飄飄的詩哲挾臂而行，加上郊寒島瘦的徐志摩，猶如梅松竹圖一般。北方之行，泰戈爾在清華大學等地作了多場演講。泰戈爾尊崇中國傳統文明，言論中難免會給人有一種復古的況味。因此和在上海演講后的反饋一樣，泰戈爾北上之行的演講，也讓他接收到一些質疑甚至反對的聲音。即使徐志摩尚未翻譯，泰戈爾也完全可以從聽眾臉上的表情和肢體語言上解讀出來。而這樣的難堪，徐志摩當然比他更容易感受到。徐志摩后來回憶道：“他（泰戈爾）的聲調我記得和緩中帶躊躇，仿佛是他不能暢快地傾吐他的積愫……他的笑容除非我是神經過敏，不僅有勉強的痕跡，有時看來是眼淚的替身。”

有個客觀情況顯而易見，即泰戈爾訪華時，正值中國文化界激進派與保守派紛爭之際，作為國際文化名人，泰戈爾于此時現身中國，難免使人會有所聯想，以為他是由“講學社”邀請來作選邊站的。這些插曲盡管多少會影響泰戈爾的興致，但他更記懷的，還是中國人民的友好。尤其讓他感到溫馨的，是5月8日這天，京城知識界為慶祝他64歲生日舉行的隆重晚宴。那天胡適作為代表，還向他贈送了壽禮——幾幅名畫和一件古瓷。還有讓他高興的，是特地演出了他的詩劇《齊德拉》，并由林徽因飾演美麗的公主齊德拉。也是在這里，梁啟超給他起了個中國名字——竺震旦。寓意如日之升，如雷之震。

結束北方之行后，泰戈爾于5月末再返上海。隨即作了他此次中國行在上海的最后一場演講。這也是一個“告別詞”，發表于《小說月報》第15卷第8號。其中泰戈爾說道：“你們中的一部分人曾經擔著憂心，怕我從印度帶來提倡精神生活的傳染毒癥，怕我動搖你們崇拜金錢與物質的強悍的信仰。我現在可以告訴曾經擔憂的諸君，我是絕對不會存心與他們作對，我沒有力量來阻礙他們健旺進步的前程，我沒有本領可以阻止你們奔赴貿利的鬧市。”泰戈爾心情黯然，但這番話說得卻很透明，懂的人自然都懂。但作為陪同泰戈爾的全程翻譯，徐志摩內心還是有點為泰戈爾感到不平。這一點泰戈爾應該是明白的，所以臨別時，當徐志摩提醒泰戈爾別落下什么東西時，后者已完全視前者為知己，且話中有話地真情流露道：我什么都沒有落下，唯獨把心落在了中國。

異鄉開著不知名的花卉

1929年3月，泰戈爾在前往美國、日本講學途中，第二次踏足上海。此次來滬，泰戈爾只說是和徐志摩敘舊。也許第一次訪華演講時，一些不快的陰影仍留在泰戈爾心里，所以到滬前他即電告徐志摩，他此次到上海，行蹤保密，遠離媒體，不住酒店，就下榻于徐志摩和他夫人陸小曼在四明邨的家。由于泰戈爾此次上海行的低調，因此避免了許多無謂的應酬，同時也給了賓主更多相處的時間，一如泰戈爾所希望的，靜悄悄地在徐家住幾天，做一個朋友的私訪，大家談談家常，親親熱熱的像一家人，愈隨便愈好。

話是這么說，但徐志摩和陸小曼還是頗動了一番腦筋。如他們特地為泰戈爾在三樓精心布置出一個模仿印度式的房間，以讓他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結果泰戈爾卻不喜歡，反而覺得徐、陸臥室饒有東方風味、古色古香，更可愛，希望就讓他住這間房子。徐、陸當然滿足了他。而泰戈爾的率性、隨和也讓陸小曼覺得“真有趣”。三人在一起談詩吟詩，快樂無比。尤其是陸小曼，覺得泰戈爾“一點也不帶有印度人所有的兇惡的目光，臉色也不覺得奇黑，說話的聲調更帶有一種不可言喻的美，低低好似出谷的黃鶯，在那兒婉轉嬌啼……那時的情況真是說不出的愉快”。雖然此次相處只有短短三天，但在陸小曼看來，“可是我們三人的感情因此而更加親熱了”。臨別時，泰戈爾將一幅水墨自畫像贈送給徐志摩、陸小曼夫婦，畫像筆調粗獷，神態靈動，遠看兼具山影。泰戈爾還用英文題詩云：“山峰盼望他能變成一只小鳥，放下他那沉默的重擔。”簡短的詩句，寄寓了作者的一腔感慨。

這次分別還是短暫的。6月間，泰戈爾于出訪歸途中又來上海，且仍下榻徐志摩、陸小曼夫婦家。老友相處，性情投契，話語融洽，彼此歡愉，似乎有聊不完的話題。上次臨別，泰戈爾贈送主人夫婦自畫像。此次臨別，泰戈爾則把自己穿的一襲繡有印度民族色彩圖案的紫紅色絲織印度長袍贈送給他們留作紀念。泰戈爾回國后，徐志摩一直與他保持著通信聯系。

泰戈爾的光臨和兩份贈禮，給陸小曼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多年后，她撰文《泰戈爾在我家》，發表于《良友畫報》（1940年第8期），其中寫道：“這個時候志摩才答應他（泰戈爾）到八十歲的那年一定親去祝壽，誰知道志摩就在這第二年（1931年）遇難（指徐志摩不幸因空難殞命）。老頭子這時候聽到這種霹靂似的惡信，一定不知怎樣痛惜的吧。本來也難怪志摩對他老人家特別的敬愛，他對志摩的親摯也是異乎平常，不說別的，一年到頭的信是不斷的。只可惜那許多難以得著的信，都叫我在志摩故后全部遺失了，現在想起來也還痛惜！因為自得噩耗后，我是一直在迷霧中過日子，一切身外之物連問都不問，不然今天我倒可以拿出不少的紀念品來，現在所存的，就是除印在這里泰戈爾為我們兩人所做的一道小詩和那幅名貴的自畫像而已。”陸小曼該文發表第二年，泰戈爾已臥床不起。但即使處于這樣的狀況，就像陸小曼忘不了“泰戈爾在我家”一樣，他也忘記不了自己的三次中國行，并作詩云：“我取了中國名字，穿上中國衣服。/這在我心里是明白的：/我在哪兒找到朋友，/便在哪兒獲得新生，/朋友帶來了生的奇跡。/異鄉開著不知名的花卉……”

泰戈爾首次訪華行，希望為其創辦的“國際大學”引入中國學者，并請中國學者在該校講學和從事研究。他還真發現了一位學貫中西的學術大家——梁啟超。于是他向梁啟超發出誠摯的邀請，邀請他攜一二位學者前往印度“國際大學”講學、研究。梁啟超也欣然答應。但遺憾的是，此事后來未果。所幸1927年7月，泰戈爾在新加坡遇到一位當時在新加坡華人學校教書的29歲的中國青年學者譚云山。泰戈爾很快就喜歡上了他，尤其激賞他的才華和學識。后者接受了泰戈爾邀請，而且終于前往印度，并為中印兩國文化和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

讓我們引泰戈爾兩句詩，作為本文結束——“天空中沒有翅膀的痕跡，但我已經飛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