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談 | 飛氘：文學研究對文學創作有影響嗎？

飛氘的小說表面充滿語言狂歡以及冷幽默的張揚，但深層卻是寓言結構與諷喻風格，這使看似荒誕不經的故事獲得了不凡的藝術效果。

這個永葆少年之心的作者對幻想寄予厚望，而他也正以這樣的方式想象自我和世界，以科幻敘事對抗庸常人生的蒼老和頹唐。這或許正是科幻的現實意義所在。

在一票羽翼漸豐的科幻“新生代”作家中，“飛氘”的名號可謂無人不曉。這位以“飛氘”為名書寫科幻故事，以賈立元為名撰寫學術論文的清華大學青年教師，被科幻圈的朋友親切地稱為“刀哥”。“刀哥”算不上高產，尤其是近年來，他為學業所累，已許久不見新作問世。但他不多的作品，卻都體現了獨樹一幟的風格：那些微妙的諷喻、俏皮的雜糅、不拘一格的調笑，以及事關現實、歷史和人性的寓言，都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像韓松所說的，“讀飛氘的小說，或許會有一些調侃的感覺，但最后留在記憶里的卻是巨大的悲愴。”在他看來，飛氘的小說“開創了一種嶄新的風格，一種新的敘事和思考方式”，并且尤為重要的是，“從一個料想不到的視角來反觀人類的生存困境”。這樣的評價并不夸張，而細讀飛氘的作品，確乎能夠看出如魯迅般“古今雜糅”的“油滑”風貌，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他的小說被吳巖稱為“‘奇點時代’的《故事新編》”。

飛氘大概屬于那種看似戲謔卻無比嚴肅的科幻作家，其作品飽含著睿智、清澈而單純的美感。當然，亦如許多“80后”寫作者一樣，這位劉慈欣所稱的“卓越的科幻詩人”，在進入科幻文學創作之前，也曾攜帶著濃郁的青春文學印跡。現在看來，無論是《枯葉夏天》《淪陷二〇〇X》，還是《窗上掛著霜的那些日子》和《小賈飛刀》，都屬于“披著科幻的外衣寫奇幻”，抑或是“披著奇幻的外衣寫青春文學”。即便如此，這些以紀實與虛構的方式敘寫的純真年代的故事，都不厭其煩地把目光投向自我，展現出青春的詩意與懷舊氣息。比如，《枯葉夏天》中回想火熱高考年代的“同桌的你”，于純情的夢幻之中寄托懷舊意緒，盡管小說里所謂“精靈之血”的敘事點綴稍顯多余，但就青春文學而言依然格調不俗。

在飛氘筆下，無論是精靈還是魔族，抑或各種稀奇古怪的非人類，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借此展開的對于整個世界的思考。與《枯葉夏天》相似，同樣以精靈敘事為道具的《小賈飛刀》也披上了“奇幻的外衣”。事實上，小說更像是經典武俠小說的戲仿之作。它以尋找為主線，但也不斷地宕開去，穿插一些江湖體驗的戲謔化描繪，進而獲得一種尋找的徒勞與快慰。似乎是為了增加小說的戲謔風格，作者在每節開頭，都以戲擬批評家言辭的方式，對本節內容作出評論，這便陡然有了一絲“元小說”的滑稽意味。

在青春寫作之后，飛氘真正作為科幻作家的歷史出場中，《皮鞋里的狙擊手》算得上一篇經典之作。小說蘊含著十足的哲學品格，當然也包含著向卡夫卡的《變形記》等經典小說致敬的意味。這似乎預示了他此后科幻作品的基本格調，即并不熱衷闡釋所謂新技術、新科技的想象性描摹，而側重基于幻想中的人生處境，來表達一種生活之外的隱秘觀念。因而科幻只是敘事的前提，而非絕對的情節要素。《皮鞋里的狙擊手》開頭便是聯軍戰士被變成小人，去執行清除生化武器的任務。然而如其所料，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生化武器，命令的目的只是想試驗一下把士兵縮小的新技術。為了這個可恥的目的，一群無辜的人被當作了“毫不介意的實驗品”。然而終究還有逃亡，小說中雖荒謬卻無比堅定的逃亡，讓人看到了生活的轉機。

與《皮鞋里的狙擊手》相似，在飛氘的機器人系列小說中，以離奇的想象展現科技的奇淫巧技也并非敘事的焦點，相反，在悖論和荒謬的絕境之處思索存在的意義才是其重點所在。在《講故事的機器人》中，學會了虛構的機器人，陷入到如何講述一個最奇妙的故事的焦慮之中。然而，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一個舉世無雙的故事，因而不需要結局的殘缺反而是最具魅力的，這或許正是每個小說家注定要面對的虛構的悖論。在《去死的漫漫旅途》里，只因國王無聊中的一句戲言，作為幸存者的“不死者”大軍便堅定不移地踏上了“去死的漫漫旅途”。在此，固然是要檢驗“閉合定律”的完美性，但思量生與死，甚或人生的意義，無疑更顯得至關重要。

縱觀飛氘的作品，給人印象最深的還是他彰顯魯迅“故事新編”風格的一批小說，《一覽眾山小》就是其中的代表。盡管從經典科技認知的角度來看，這并不是一篇貨真價實的科幻小說，卻顯示出作者作為專業文學研究者向經典致敬的勇氣。因而以此為契機，飛氘的小說開始呈現出難得的“純文學”質地，這在年輕一代的科幻文學中殊為少見。《一覽眾山小》講述惶惶如喪家之犬的“孔夫子”登泰山的故事，故事的基本內容大家已然清楚，但敘事的別致之處恰在“古今雜糅”的“油滑”手法，這毫無疑問地受到《故事新編》的啟發。

飛氘的作品難以在科學認知上創造更多的驚異，卻不妨礙他的小說獲得一種深沉的人文追求。也就是說，他并不潛心構造一個想象中的世界，也無法在小說中大段講述技術問題，而是一頭扎進遠古神話，將神話與現實聯通，堅持走“軟科幻”的一路。因而飛氘的小說大抵如此：故事表層的古今油滑、語言狂歡，以及冷幽默的張揚，但故事的深層卻是寓言結構與諷喻風格，這都使得看似荒誕不經的故事獲得了不凡的藝術效果。比如《蒼天在上》更像是一個“形而上學的神話版本”，它成功吸納了杞人憂天、共工怒觸不周山、女媧補天等中國神話故事中創世英雄故事，深切表達了作者對未來的憂慮之情。故事不拘一格，但其內在卻極為講究。在此，人性的弱點讓人無法直面，而循環的歷史則令人不忍樂觀。當然，這種神話的重新書寫也包含著足夠的意識形態動機，因而當“索加高”、“石剛金”、“亞賽彌”等古怪詞匯在故事中漸次出現時，小說所致力的歷史的顛倒便奇跡般發生了，于是，英雄成了“鷹熊”，而Pangu則早已成了Ugnap。

在飛氘的眾多小說中，最大膽的藝術嘗試當屬《蝴蝶效應》了。確切地說，《蝴蝶效應》更像是一次文體的嘗試，不求敘事的嚴整與流暢，而只是搭建場景，組合意象。在此，作者把美國好萊塢大片跟中國古代歷史神話相關聯，進行了一系列隱喻與轉喻式的語言試驗。在這些片段式的文字中，飛氘不停地割裂，重新焊接，尋找并生成新的意象與意義。這些短小精悍的故事，充滿了睿智和啟悟，富于知識性又面向著本土傳統，在激活與打開之中，誘導讀者反復閱讀，進而品味文本突兀之處隱藏的語碼信息。

在飛氘的故事里，總是游走著悲壯的唐·吉訶德式的人物，他們在時空隧道里穿梭，彷徨無定地游蕩，卻又執著追問人類的生存困境卻不得其解。因而他也更像是一位憂郁的詩人，只能孤獨不屈地在時間維度里尋找。在他那里，無論是一意孤行的國王將不死者的軀體湮滅在時間長河中，還是《蝴蝶效應》里中國的遠古文明與現代西方電影文化的交匯重疊，他的作品總能讓讀者在時光凌亂的交錯中，生發出無盡的思索、頓悟與啟示。飛氘曾說：“在這趟沒有終點的旅途里，幻想就像一艘破冰船，它沖破現實的冰層，帶領我們前往一個全新之地，只有在那里，我們才能夠反觀自己出發的地方，看清楚那個‘現實’的故鄉的疆界和種種欠缺。”看得出來，這個永葆少年之心的作者，依然對幻想寄予厚望，而他也正以這樣的方式想象自我和世界，以科幻敘事對抗庸常人生的蒼老和頹唐。這或許正是科幻的現實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