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人民文學》雜志發表了天津重型機器廠工人作家蔣子龍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這篇開“改革文學”先河的小說，在震動中國文壇的同時，也引發了社會的集中關注和廣泛討論。喬光樸廠長作為一個典型人物，越出文學的逾限和工廠的圍墻，成為社會普遍期待和廣為效法的“當代英雄”，成為改革者的代名詞。喬光樸的身上寄予了時代與人民最熱切的渴求與期望，“歡迎喬廠長上任”“希望喬廠長從作品中走出來”成為人民的呼聲。2018年12月，蔣子龍作為“改革文學”的創始者和代表性作家，榮獲“改革先鋒”稱號。蔣子龍創造的改革者們為現代化建設所進行的可歌可泣的奮斗，仍在激勵今天的人們，奮力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

《喬廠長上任記》是“改革文學”的發軔之作，也是工業題材文學的代表作，這跟它的作者蔣子龍曾經的工人身份和長期的工廠一線生產經歷是分不開的。

“我在這個工廠里待了二十多年，工廠的歷史和工廠的干部、工人，在我腦子里都是活的”

蔣子龍1958年初中畢業進入天津鑄鍛中心廠（天津重型機器廠前身）當學徒，1960年參軍到海軍航保部當制圖員，1965年復員回原廠當工人。天津重型機器廠建于1958年8月，是“為解決華北地區的高級大型鑄鍛件生產不足問題”而籌建的國家重點企業，建廠指揮部總指揮和第一任廠長是參加過長征的老干部馮文彬。該廠最初命名為天津鑄鍛中心廠，1959年2月改稱天津鑄鍛件廠，1970年又改稱天津重型機器廠。蔣子龍學的是熱處理，從學徒到鍛工，從普通工人到生產班長，再到車間黨支部副書記、代理車間主任，其間從廠長秘書下放到車間勞動改造，蔣子龍幾乎一直在工廠生產一線工作，在鍛工崗位上就干了十年。

在工廠工作時的蔣子龍

這座現代化的大工廠讓蔣子龍感念至今，他說：“我人生中的一大快事，是剛參加工作便一步跨進當時的頭等大廠‘天重’，即‘天津重型機器廠’??我至今記得剛進廠時的震驚，展現在眼前的是一個巨大的工業迷宮，如果單用兩條腿，跑三天也轉不過來。廠區里布滿鐵道，一個工廠竟然擁有自己的三列火車，無論是往廠里進原料，還是向外運產品，沒有火車就拉不動。當天車鉗著通紅的百噸鋼錠，在水壓機的重錘下像揉面團一樣翻過來掉過去地鍛造時，車間里一片通紅，盡管身上穿著帆布工作服，還是會被烤得生疼??我相信無論是什么人，在這種大機器的氣勢面前也會被震懾。”

蔣子龍喜歡車間，享受著工作帶來的樂趣，他在《跟上生活前進的腳步》中談到自己與工廠的“魚水”關系：“我有這樣的感覺，離開工廠兩個月，心里就想工廠想得難受，說不出來的一股滋味。想什么呢？想生產，想機器，想人？好像是，好像也不全是，反正就是想工廠。回家兩天的時間，也得到工廠轉一圈。各個部門都去打個晃，一說一笑，身上非常舒服。我兩個月沒有進工廠，轉上這半天，就把這兩個月的空白補上了。這兩個月中廠里出了什么大事，頭頭中有什么新聞，工人中有什么新鮮事全都知道了。我不問，他們也會跟我說，他們不說，我一進廠門口，從工廠的氣氛中也可以體察到廠里的變化。我在這個工廠里待了二十多年，工廠的歷史和工廠的干部、工人，在我腦子里都是活的。”

1975年10月，國家第一機械工業部系統學大慶會議在天津賓館召開，蔣子龍作為廠鍛壓車間黨支部副書記參加了會議，他在《現實主義正等待著一次突破》中談到這次會議，“我在鍛錘上干了十年重體力活，第一次出來參加這樣的大會，眼界大開，受到極大的震動，許多知名的大廠，如湖北二汽、富拉爾基重機廠、南京汽車廠等，老干部和老廠長已經真殺實砍地沖在領導第一線，實實在在地在領導著抓生產，他們的事跡讓我有一種久違了的發自內心的感動和敬佩”，“這種從骨子里被感染的體驗是很新鮮的，身上產生了一股熱力”。因此，會議期間《人民文學》雜志編輯許以向蔣子龍約稿時，受這種“熱力”驅使，蔣子龍很快就趕寫出了短篇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

這篇以天津重型機器廠第一任廠長馮文彬為人物原型，講述參加過長征的老革命、機電局局長霍大道大刀闊斧干工作、帶病抓生產“一天”經歷的小說，在《人民文學》1976年第1期發表后，引起強烈的反響。1976年3月1日，《人民日報》的袁鷹給刊物領導寫去便條說：“蔣子龍的小說反應強烈，《人民日報》已收到好些評論。開初來稿，都譽為近年來難得的優秀作品，近來收到的批為鼓吹右傾翻案風的大毒草。”蔣子龍認為，這篇小說在他的創作中具有轉折性的意義，它突破了當時流行的寫作套路，闖出了自己的道路，即“從簡單的‘描寫好人好事的文學’中跳出來”，“從‘方案之爭、路線之爭’的小說結構中跳出來”，“從描寫事件和生產過程的‘車間文學’中跳出來”，“嘗試著按生活本來的面貌，展開人物之間的復雜關系，讓文學適應生活，而不是讓生活去適應文學的某種模式”。

蔣子龍在天津重型機器廠大門前留影

時任《人民文學》編輯的崔道怡在回憶文章《蔣子龍的〈一天〉》中說：“蔣子龍問過我：‘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學史能否有《一天》的位置？’我參與編輯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建國三十年短篇小說選》及此后出版的《建國五十年文學名作文庫》里，所選‘文革’十年間的短篇小說，只有一篇，就是蔣子龍的《機電局長的一天》——《一天》是唯一的。”

“我總覺得‘喬廠長’是不請自來，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門”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號召全國人民“向著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1979年，《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發表元旦社論《光明的中國》，指出：“建設的速度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

面對現代化建設和建設速度的要求，蔣子龍感受得尤為真切。經受《機電局長的一天》“風波”沖擊的蔣子龍，1976年底以來“落實政策”，恢復了鍛壓車間代理主任的職務。天津重型機器廠的鍛壓車間近三萬平方米的廠房，一千多名職工，分水壓機、鍛造、熱處理三大工段，差不多相當于一個中型工廠，但缺少一個獨立工廠的諸多經營權。蔣子龍攢足了力氣準備好好干點活，而且車間的生產訂單積壓很多，正可大展手腳。可是，等蔣子龍彎下腰真想干點事了，卻發現面臨的竟是一個“百廢待興”的局面，哪兒都不對勁兒。對于工廠車間生產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如何管理工廠，蔣子龍有一肚子的話要說。因此當《人民文學》編輯再次向蔣子龍約稿時，他能創作出“寫四化，寫四化的阻力，寫克服阻力的斗爭”，命中時代“經脈”的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就水到渠成了。

《喬廠長上任記》發表于《人民文學》1979年第7期

1979年春天，《人民文學》派編輯王扶來津向蔣子龍約稿，借此籌備著蔣子龍的“復出”問題。時任《人民文學》編輯部小說組組長涂光群在《蔣子龍——“喬廠長上任”》中回憶道：“在1979年春天，許多老作家、中年作家復出，紛紛為讀者獻出他們的佳作；還有一批新作家從東西南北、四面八方脫穎而出，發表了為文學添彩的佳作。而就在這時候，不見蔣子龍的名字、聲音，沒有哪家報刊向他約稿。最先發表他的轟動作品《機電局長的一天》的《人民文學》雜志編輯部決意改變這一沉悶狀況。他們打聽到，蔣子龍已經‘說清楚’，沒事兒了，就是還沒有一家報刊敢于向他組稿。于是決定先走一步，我立即派一位有經驗的女編輯王扶往訪蔣子龍。”

那天正下大雨，王扶冒雨來找蔣子龍約稿。蔣子龍答應王扶不久之后拿出一篇“寫真實的生活，及生活的阻力，要寫出怎樣克服這種阻力，給人以信心和力量”的作品，一篇不叫《人民文學》編輯部和讀者失望的新作。

送走編輯后，蔣子龍立刻開始構思小說。兩年多沒有拿筆，蔣子龍的肚子里存了不少東西，都是工廠的現實問題。首先來蔣子龍腦子里報到的人物是冀申。蔣子龍認識的“一位十一級干部”“某廠一位革委會主任”和“某位十九級干部”等人與事進入他的腦海，“在我的腦子里飛旋，忽而是一團亂絲，忽而又很清晰，漸漸地形成了一個大蜘蛛網。我捕捉到一個形象鮮明的大蜘蛛，這就是冀申。我認為要實現國家經濟建設的現代化，絕不可低估‘只會做官，不會做事’的冀申們的阻力”。其次是石敢，他是以蔣子龍很敬重的“局黨委書記”為原型，借用了一位建筑工人在工廠施工事故中咬斷舌頭的事。第三個來報到的人物，才是蔣子龍最為花費心血的喬光樸。蔣子龍曾經設想讓一位穿著干凈、談吐詼諧、腦瓜聰明、搞生產有辦法的一個大企業的廠長做原型，但他很快發現這個廠長根本不會和冀申發生沖突，更不可能拉上石敢去上任。“我現在設想的喬光樸，根本不是這樣的人，他沒有敢想、敢干、敢抓、敢管的氣魄，不會大刀闊斧地采取行動。現實生活和創作規律都迫使我不得不重新琢磨喬光樸的性格特征。”

1979年10月由江蘇人民出版社選編并出版的小說集，以《喬廠長上任記》作為首篇和書名

這時，一個蔣子龍跟過多年的老廠長突然閃現在他眼前，讓蔣子龍一下子抓住了喬光樸這個人物的“內核”，“什么‘下山’呀，‘上任’呀，當‘主角’呀，所有的情節也跟著都活了。我的任務就是筆尖跟著喬光樸走就行了，人物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了。我只是提醒自己，不要阻攔他，不要讓他干出不符合他的性格的事”。蔣子龍在《生活和理想》中說：“我醞釀好了喬光樸這個形象之后，突然感到一種迫切的，很長時間活在我心里的一個主題，一下子和國家現實生活中的重大問題聯系起來了。這就加重了我的責任感，似乎是生活逼得我不拿起筆來不行。這里引起我創作沖動的是生活現實，我寫的也是生活中的活人。我用自己的心血充實了喬廠長的骨架。”“所以我總覺得‘喬廠長’是不請自來的，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門。”

蔣子龍回到家用一天多時間在腦子里理出這幾個人物的線條，又用了三天的時間就把初稿拉出來了，寫得酣暢淋漓，寫出了他的苦惱和理想——“如果我當廠長會怎么干”。

“喬光樸上任后所遇到的問題，也是現在很多工廠的廠長們所面臨的問題”

蔣子龍花了一個星期時間把稿子謄清，給《人民文學》寄去了。涂光群在文章中說：“果然，沒過多久他送來新作手稿《老廠長的新事》給《人民文學》。這篇手稿復審時我改題為《喬廠長上任記》，我請《機電局長的一天》原來的責任編輯崔道怡（當時他正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編選建國三十年短篇小說選）參加對小說稿的文字潤飾。定稿后在《人民文學》1979年7月號以顯著地位刊出。發表后，再次引起轟動??撥亂反正、興利除弊，人們到處在呼喚有作為的‘喬廠長’‘上任’，蔣子龍了解民情并深有同感，傳達了人民的意愿。”

《喬廠長上任記》開篇說，“時間和數字是冷酷無情的，像兩條鞭子，懸在我們的背上”，這種現代化的急迫感也貫穿于《機電局長的一天》，“這是和平年代的戰爭，是新的長征”，二者關于工業現代化建設的主題一脈相承。小說以1978年6月為時間背景，講述喬光樸放棄機電局電器公司經理的“美缺”，在機電局局長霍大道主持的黨委擴大會上主動請纓重返重型電機廠任廠長的故事。面對工廠2年零6個月沒有完成任務的困境，喬光樸立下軍令狀，決心在“千奇百怪的矛盾、五花八門的問題”中沖出一條道路。他采取大考核、大評議、成立編余服務大隊等方法，大刀闊斧進行企業改革、整頓工人隊伍中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抓產品質量、制定次年計劃等，抵制和抨擊了“風度老練”“善于應付”的原廠長冀申搞大會戰的做法及其投機行為，頂住和克服工廠生產內部和外部的種種阻力，激發和點燃了黨委書記石敢心中的革命朝氣之火，妥善處理郗望北的問題、自己與童貞的愛情關系，使電機廠煥發活力。

蔣子龍寫作《喬廠長上任記》，除了想給《機電局長的一天》“正名”、落實“文學政策”之外，更多的是出于一種工人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小說具有明確的現實指向性和強烈的現實主義傾向，它指出了當時工廠管理和生產的一個重要問題，即“廠長”問題。蔣子龍在《寫給廠長同志們》中說：“怎樣當廠長？現在工廠的廠長是一種什么精神狀態？這些問題在我心里憋了足有兩年多。我感到非寫出來不可，拿起筆來后邊好像有人催著。”他還說：“在工廠的同志都知道，連接馬達和齒輪的是大軸。廠長這個‘大軸’運轉不靈，整個工廠就要癱瘓??用什么辦法，怎樣領導好現在的企業呢？這就是喬光樸上任后所遇到的問題，也是現在很多工廠的廠長們所面臨的問題。”

“小說的主要成就在于為我們塑造了喬光樸這樣一個在新時期現代化建設中煥發出革命青春的闖將的典型形象”

《喬廠長上任記》發表后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喬光樸的典型意義立刻引發人們的關注和爭論。1979年8月22日天津《新港》編輯部邀集二十多名業余小說作者座談《喬廠長上任記》，“發言的同志大都談到了這篇作品在本系統、本單位的反應。大家說，不僅文學愛好者愛讀這篇作品，一些不大讀文學作品的人也爭相傳閱。這是比較少見的現象。大家從作品主題的深刻性、現實性、針對性等方面進行了分析，一致認為這篇小說所以引起這樣強烈的反響不是偶然的”。

與此同時，這篇小說也招致激烈的批評聲音。《天津日報》1979年9月12日至10月10日，陸續刊出《評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喬廠長能領導工人實現四化嗎？——評小說〈喬廠長上任記〉》《文學應是生活、時代的一面鏡子——評小說〈喬廠長上任記〉》《讓爭鳴的空氣更濃一些——也談〈喬廠長上任記〉》等14個版面的商榷與批評文章，認為“這篇小說的思想傾向和人物塑造，都存在著一些值得注意的嚴重問題”，指責這篇小說阻礙當時的“揭批查”運動。有關方面認為“小說有嚴重的政治錯誤”上書中央。這給蔣子龍帶來極大的壓力，他一度想放下筆調到某個小縣城的廠子重新開始生活。

就在這樣的情勢下，馮牧、陳荒煤等文藝界領導站出來力挺《喬廠長上任記》。

根據《喬廠長上任記》改編的同名連環畫，1981年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1979年10月6日，馮牧召開《文藝報》編輯部會議，討論對《喬廠長上任記》的評價問題，他指定劉錫誠根據會議發言主題寫作《喬光樸是一個典型》，該文在《文藝報》1979年第11-12期合刊發表。文章認為，“《喬廠長上任記》是正當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始的時候文學創作領域里具有重要意義的一篇力作”，“小說的主要成就在于為我們塑造了喬光樸這樣一個在新時期現代化建設中煥發出革命青春的闖將的典型形象”。

1979年10月10日，《文學評論》編輯部和《工人日報》社由陳荒煤主持聯合召開《喬廠長上任記》座談會。陳荒煤在會上表示了對蔣子龍的支持，他在題為《不能放下這支筆》的發言中說：“一個工廠的廠長，怎樣領導生產？怎樣管理企業？怎樣為四化作出應有的貢獻？《喬廠長上任記》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活的榜樣。他破除一切條條框框和種種陳規陋習，按照時代的要求，遵循經濟規律辦事，不愧為獻身四化的當代英雄和闖將。”陳荒煤鼓勵蔣子龍“在批評面前，要冷靜”，“不能放下這支筆”。《工人日報》刊發了與會者的發言。

馮牧在《四化需要闖將文學也需要闖將》的發言中說：“作者以難能可貴的藝術家的勇敢，用嚴謹的現實主義手法表現了當前工業戰線的矛盾和斗爭，塑造了一個真實可信的、有血有肉的基層領導干部的典型形象——喬光樸。這是一個四化建設新時期的闖將的形象。這樣的具有時代精神的英雄人物，是我們國家的脊梁骨。盡管這個人物也可能有缺點，可能有時遇到問題考慮不周到，有時做事有點冒失，工作方法也不是無可指責的，但在為四化而奮斗的進軍中，他是開辟道路、打破堅冰的先鋒。誰都知道，堅冰不打破，航船是不能前進的。目前，我們國家最迫切需要的、能夠掃清前進途中的障礙、加快四化步伐的，正是這樣的闖將。”

時任中宣部部長的王任重也肯定了《喬廠長上任記》取得的成就。

電視劇《喬廠長上任記》劇照

1979年《文匯報》第14期發表《歡迎喬廠長上任》的思想評論：“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千千萬萬個這樣的喬光樸。四個現代化不是談出來的，而是干出來的。”“歡迎喬廠長上任”成為當時人們的普遍共識，喬光樸的身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和時代的呼聲。這篇小說以獲27222票的絕對優勢被讀者推選為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1980年小說被改編成電影《鐘聲》，同年被改編成同名電視劇播出，李默然扮演的喬光樸同樣引起轟動。

《喬廠長上任記》經受爭議甚至批判而成為經典，在于小說面對新的歷史時期，著重刻畫了努力建設和開拓新生活的具有時代精神的英雄人物，“《喬廠長上任記》的登場一下子改變了文壇上只有‘傷痕文學’的錯誤印象和當時文學題材顯得狹窄的局面”。它響應了社會主義文藝，“要塑造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創業者，表現他們那種有革命理想和科學態度、有高尚情操和創造能力、有寬闊眼界和求實精神的嶄新面貌”的時代要求。《喬廠長上任記》通過對喬光樸這一新時期英雄人物的塑造，順應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時代潮流，并發揮了文學干預現實和引領時代風氣的作用。《喬廠長上任記》開啟了“改革文學”的大潮。蔣子龍和他筆下的人物一起融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喬廠長”成為改革者的代名詞。

根據《喬廠長上任記》改編的電影《鐘聲》海報

2018年12月18日上午，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100名“改革先鋒”稱號獲得者和10名“中國改革友誼獎章”獲得者在大會上受到表彰。蔣子龍作為入選名單中唯一健在的作家代表獲此殊榮。在“改革先鋒”的簡介中有如此評價：

他是“改革文學”的創始者和代表性作家，其作品致力于改革者形象的塑造。1979年創作并發表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首開“改革文學”先河。始終把創作的著眼點放在人們關心的經濟改革領域，以雄放剛健的風格，把改革者的個性心理、精神風貌以及為現代化建設進行可歌可泣的奮斗表現得極具感染力。

（作者：閆立飛，系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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