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高曉聲在故鄉寫作 唐錫勇攝

“把他們的苦處說一說”

1957年，高曉聲因為和陸文夫、葉至誠、陳椿年等人倡議創辦《探求者》月刊，被錯劃為右派，遭遣返回家鄉江蘇武進農村勞動改造。改造期間，高曉聲做過農民，當過短期的中學教師、學校勤雜工，后又任職菌肥廠技術員，薅秧、種稻、編筐、捉魚，培植銀耳、培育蘑菇，做小買賣……即便如此，生活仍然一度窮困潦倒，糧食不夠吃之際，高曉聲曾撈魚摸蝦，破帽遮顏售于鬧市，“全家都在風聲里，九月衣裳未剪裁”的境遇更是常見。如此，高曉聲在農村一待就是21年。1979年4月，高曉聲的歷史問題得到平反，于11月調回江蘇省作家協會工作，重新開始了寫作生涯。《陳奐生上城》等最初的幾篇小說便是他回歸之后給文壇獻出的一份“厚禮”。

從1957年下放農村，到1978年下半年重新開始創作，高曉聲的文學生命整整中斷了21年。重新開始創作之初，高曉聲的寫作并不順利，甚至連許多常用字都不能熟練運用，為此他將一本《詞源》從頭到尾翻閱了一遍，還把許多精彩的詞匯抄在專用的小本子上，以備寫作不時之需，他抓緊一切時間重新補課。時逢新時期之初，國家鼓勵農村發展個體經濟，鼓勵致富增收，高曉聲深受感動，就想“把他們的苦處說一說”，“農民有些什么苦？我認為受苦最深的就是吃和住”。

在此形勢下，高曉聲創作了小說《李順大造屋》，精煉的筆法、流暢的敘述、沉重的主題寫出了農民李順大造屋不得的痛苦，“他們惡啊！我的屋啊！”這篇小說發表于《雨花》1979年第7期，打動了無數讀者，成為高曉聲發表的第一篇有影響力的小說，受到公劉、馮牧等文壇前輩的關注和贊賞，并獲得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這次獲獎給高曉聲帶來了一定的聲名，闊別文壇多年的他由此成為文壇的一顆新星。正是在這次頒獎典禮上，《人民文學》編輯崔道怡第一次見到高曉聲，并向他約稿。

在《陳奐生上城》之前，高曉聲還寫過一篇《“漏斗戶”主》。《李順大造屋》寫農民蓋不了房的問題，《“漏斗戶”主》則寫農民吃不飽的問題。《“漏斗戶”主》情節很簡單，主要寫農民陳奐生從缺糧、借糧到有糧的經歷，有著高曉聲本人艱辛生活的投射。高曉聲對《“漏斗戶”主》傾注了極大的心血。這是他尚未返城之際在農村老家寫的，寫作條件十分艱苦，但創作的熱情卻又是十二分高漲。據高曉聲的朋友丁保林回憶：“有一天高曉聲突然到我廠里來，說想要寫東西了，可家里一張紙也沒有，問我手上有沒有稿紙。我說沒有，就找了幾本廠里開發票用的舊三聯單遞給他。過了些日子，我去他家看他，一見面，他就把一疊寫滿字的三聯單遞給我，說：‘你來得正好，我一夜未睡，剛剛寫完這篇小說，你坐在這里慢慢看吧，我要去困覺了。’啊呀，我一口氣把《“漏斗戶”主》讀完，覺得寫得好得不得了，真的是拍案叫絕啊！等老高醒來之后，我就對他說：‘我從來也沒有看到過這么好的寫農民的小說，你趕快投給《人民文學》吧，發表后保證會在全國引起轟動！’”

后來，《“漏斗戶”主》并未投給《人民文學》，而是刊發于《鐘山》1979年第2期。此文也受到編輯部的大力稱贊，編輯海笑回憶說，當年很期待這篇小說和《李順大造屋》一起獲獎。高曉聲本人也對《“漏斗戶”主》情有獨鐘，曾告訴海笑，如要他自己在兩篇中挑選一篇去得獎，他會毫不猶豫地推選《“漏斗戶”主》。然而，可能受《鐘山》初創銷量較少（只有一萬多冊）及小說本身藝術手法較為陳舊等因素的影響，《“漏斗戶”主》并沒有獲得期待中的反響。

位于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鄭橋鎮董墅村的高曉聲故居，《李順大造屋》《陳奐生上城》等作品都是在這里完成的

寫續篇救活《“漏斗戶”主》

崔道怡的約稿觸發了高曉聲原本就有的寫作計劃——救活《“漏斗戶”主》。怎么救呢？寫續篇。高曉聲用他蘇南人特有的精明做了一番盤算，在《談談有關陳奐生的幾篇小說》中，他如此剖白：“……想通過《陳奐生上城》這篇小說，引起讀者對《“漏斗戶”主》的注意，叫作‘救活’《“漏斗戶”主》。這兩篇小說，主人公都用陳奐生一個名字，性格也統一，所以《陳奐生上城》名正言順成了《“漏斗戶”主》的續篇。讀者如果對《陳奐生上城》感興趣，就一定會去看一看《“漏斗戶”主》，這樣，《“漏斗戶”主》就被救活了。”

這便有了《陳奐生上城》。《陳奐生上城》主要講衣食無憂后的“漏斗戶”主陳奐生進城賣油繩、買帽子、偶遇吳書記、住高級賓館的一番際遇。其核心情節是賓館一夜，也是小說最精彩的部分：

陳奐生出了大價錢，不曾討得大姑娘歡喜，心里也有點忿忿然。本想一走了之，想到旅行包還丟在房間里，就又回過來。推開房間，看看照出人影的地板，又站住猶豫：‘脫不脫鞋？’一轉念，忿忿想到：‘出了五塊錢呢！’再也不怕弄臟，大搖大擺走了進去，往彈簧太師椅上一坐：‘管它，坐癟了不關我事，出了五元錢呢’……回頭看剛才坐的皮凳，竟沒有癟，便故意立直身子，撲通坐下去……試了三次，也沒有壞，才相信果然是好家伙……剛才出了汗，吃了東西，臉上嘴上，都不愜意，想找塊毛巾洗臉，卻沒有。心一橫，便把提花枕巾撈起來干擦了一陣，然后衣服也不脫，就蓋上被頭困了，這一次再也不怕弄臟了什么，因為他出了五元錢！

這個情節和高曉聲個人的城市生活經歷有關。寫作《陳奐生上城》的前一年，也就是1979年，高曉聲和陸文夫等幾位作家一起到重慶參觀，接待單位安排了一個高級賓館，兩個人一間房，一夜24元錢。高曉聲一夜沒睡好。“一塊錢的骨頭困在十二塊錢的床上。”在那樣的時刻，高曉聲想起了在鄉下的陳奐生們的生活，也觸發了他對20世紀80年代初期城鄉經濟發展、消費水平、生活方式差異的深入思考。反思后的結論是農民太苦，他想寫一出“戲”，讓《“漏斗戶”主》里的陳奐生也住一夜高級賓館試試。

然而陳奐生為什么要住這么昂貴的招待所呢？按照常理，一個節儉甚至有點摳門的農民自己肯定是舍不得住的。高曉聲由此引出介紹人吳書記來，是巧遇的吳書記送陳奐生到招待所去的，那吳書記為什么要帶陳奐生去住招待所呢？陳奐生生病了，怎么生的病呢？著涼了，沒有戴帽子。陳奐生去買帽子因時間太晚沒買到。可是，陳奐生哪來的錢買帽子呢？最后高曉聲引出了陳奐生進城做生意賣油繩的事。一環扣一環，層層推演出了整個故事的情節走向。“賓館一夜”這一情節后來成了小說中最吸引人、最精彩的部分。高曉聲用幽默風趣的筆觸詳盡敘寫了陳奐生入住賓館醒來后的復雜心路歷程，將一個勤勞樸實、過了一輩子窮日子、經濟剛有一些好轉的農民，在城市“高消費”面前花錢花到“肉痛”的糾結心理刻畫得淋漓盡致，把陳奐生寫活了！

高曉聲很快給《人民文學》寄去了《陳奐生上城》，收到稿件后，編輯部十分滿意，崔道怡對其敘述技巧之成熟、人物性格刻畫之生動贊賞有加，幾乎沒怎么改動，便于1980年第2期《人民文學》刊出。《陳奐生上城》的發表不僅成功地引起了讀者對《“漏斗戶”主》一文的關注，更將陳奐生的形象進一步推進發展，超越了之前廣為人知的李順大，成為更能包蘊時代內涵、更能呈現新時期農民復雜心理的人物典型，成為中國小說人物畫廊中又一個具有鮮明特色的“新人”。

常州市滑稽劇團演出的滑稽戲《陳奐生的吃飯問題》

“我對陳奐生們的感情，絕不是什么同情，而是一種敬仰，一種感激”

對于反復書寫農民的日常生活，高曉聲曾有如下自白：“其實，我寫這樣的小說是很自然的。眼睛一眨，我在農村里不知不覺過了二十二年，別無所得，交了幾個患難朋友。我同造屋的李順大，‘漏斗戶’陳奐生，命運相同，呼吸與共；我寫他們，是寫我的心。與其說我為他倆講話，倒不如說我在表現自己。”“想起他們，有時使我徹夜難眠。我同他們生活在一起幾十年，休戚相關，患難與共，有著一致的情感。我寫《“漏斗戶”主》，是流著眼淚寫的，既流了痛苦的眼淚，也流了歡慰的眼淚。”

在農村生活期間，高曉聲充分接觸了農民，甚至最后自己也成了農民的一分子。高曉聲寫農村和農民的小說都是以自己扎實的生活閱歷作基礎的。《陳奐生上城》發表后之所以受到廣泛認可，除了小說迎合了20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的時代需求外，主要的原因在于高曉聲選擇了自己最擅長、最熟悉的題材和人物，農民的吃住大事，寫來得心應手，筆下人物栩栩如生，躍然紙上。在農村生活的20多年間，高曉聲不光看到過李順大們造屋的困難，自己也有著焦頭爛額的造房經歷。他不光看到“漏斗戶”主們揭不開鍋，自己也同他們一道餓著肚子拼命勞動，才勉力維持溫飽。高曉聲和當地所有的農民一樣，要下田參加生產活動，家里的陳設，家里的牲畜家禽，都和當地農民別無二致。正如他自白的那樣，“二十多年來我從未有意識去體驗他們的生活，而是無意識地使他們的生活變成了我的生活。我不在上，不在下，不在旁，而是在其中。”“我寫的那些小說，如《李順大造屋》《“漏斗戶”主》《陳奐生上城》，既是客觀的反映，也都有我自己的影子。”

高曉聲不僅是陳奐生的原型，他甚至常常被編輯或者同行認為就是陳奐生本人，與他打過交道的編輯和學者們對他和農民無異的性情、行為、處事方式無不印象深刻。《鐘山》編輯海笑說：“初見高曉聲同志時，我簡直以為他就是他筆下的‘陳奐生’，樸實、憨厚。”《人民文學》編輯崔道怡說高曉聲“土頭土腦，真正的農民模樣”，“長相、神態、衣著都‘土’，語言也‘土’”。作家葉兆言說：“農民什么樣，他就是什么樣”。評論家許覺民說：“我剛見到他時，他的形象與舉止，不知為什么使我不期然地聯想起陳奐生這個人物來。”“可是他的滿不在乎的性情，獨來獨往的落拓不羈，總是不斷使我想起他筆下的陳奐生進城時的神態。”對此，好友陸文夫看得透徹，他說：“當人們在高曉聲的作品中讀到那些幽默生動的描述時，誰也不會想到他的‘生活’竟是這樣積累起來的。有一種幽默是含著眼淚的微笑，讀者看到了微笑，作者強忍著淚水。”

可以說，高曉聲將自己的心血和生命融在了他筆下的人物形象里。“我寫《陳奐生上城》，不是預先有了概念，不是為了證實這個概念，而是在生活中接觸了一些人和事，有所觸發，有所感動，并且認為這些人和事對讀者也有觸發、感動作用，于是才寫了它。在寫的時候，我就竭力抓住最能感動人的東西來寫，也就是竭力發揮藝術的功能。”這就讓他筆下的農民更接地氣，沒有斧鑿的痕跡，更具“不隔”之美。這一點，也為當年文壇所矚目。據石灣回憶，在一次“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頒獎會上，周揚曾對高曉聲作出極高的評價，稱其是中國當代小說家中寫中國農民寫得最好的作家。

這樣的生活經歷和對農民生活性格的充分了解，讓高曉聲在寫作《陳奐生上城》之際，狀態非常自由，幾乎到了一種“迷戀、狂熱”的地步——情緒激蕩，吃不香，睡不著，日夜不安，一直到小說完成，他才收神放心。小說因而寫得氣韻暢達，筆觸輕松活潑，充滿幽默感，毫無沉滯之氣。同時，在這篇小說中，高曉聲在藝術手法上有了進一步突破，他不再像寫《李順大造屋》和《“漏斗戶”主》時那樣痛陳人物的苦難史，而是在情緒和情節上都著力營造一種喜劇效果，通過層層推進揭示陳奐生“賓館一夜”中豐富的心理活動層次，塑造出了一個以往文壇不多見的農民的精神世界。

“我對陳奐生們的感情，絕不是什么同情，而是一種敬仰，一種感激。這倒并非受過他們特殊的恩惠，也不是出于過分的鐘情，而是我確確實實認識到，我能夠正常地度過那么艱難困苦的二十多年歲月，主要是從他們身上得到的力量。正是他們在困難中表現出來的堅韌性和積極性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正是這個精神支柱，讓農民高曉聲在21年的鄉土生涯里，始終沒有放棄對文學理想的追求，在艱辛的生活里堅持以作家的素養和習慣觀察和思考經歷的一切磨難，并在境遇得到改善的第一時間，以一匹黑馬的姿態重新成為“作家高曉聲”。

電影《陳奐生上城》海報

“繼魯迅、趙樹理以后，又一個為中國農民揭示靈魂的高手”

《陳奐生上城》發表后，雖然評論界對其主題不明確有過爭論，但更多的還是好評。陸文夫稱：“一篇《陳奐生上城》寫出了繼《阿Q正傳》之后江南農民的典型，一時間成了中國文壇上的亮點。”閻綱對這篇小說尤其贊不絕口，稱“《陳奐生上城》出現，文壇為之傾倒。《陳奐生上城》全面地顯出高曉聲的才氣，使他在天才地描繪農村面貌和成功地塑造農民典型方面占有新時期文學史上第一流的位子”，具體而言，“比起《“漏斗戶”主》來，高曉聲在《陳奐生上城》里充分地施展了他造詣極深的藝術典型化的才能，信手拈來，涉筆成趣；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技巧的活用和語言的妙選，達到游刃有余的程度；幽默深沉的筆法，喜劇氣氛的烘托，讓人拍案叫絕。特別值得提到的，是典型化情節的精選和性格化細節的妙用。高曉聲真絕，他把陳奐生從鄉下‘聯系’到城里，居然弄得一塊錢的骨頭困在五塊錢的床上！”更多的贊賞給予了“賓館一夜”的情節，稱贊“什么叫才氣，這就是才氣”！小說也引起了社會上廣大普通讀者包括農民的熱烈關注，據《半月談》記者沈成嵩回憶，有一次，常州市一個鄉黨委書記把《陳奐生上城》拿來給農民黨員上黨課，讀完小說后，一個生產隊長當場說：“這位作家沒到我們村里來過啊，農民中這些活靈活現的事怎么給他‘探’去的呢？”

繼《李順大造屋》獲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之后，《陳奐生上城》順利地榮獲1980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連續兩年獲全國短篇小說獎，而且排名很靠前，高曉聲在文壇“一舉成名天下知”，迅速“走紅”起來。紅到什么程度呢？高曉聲好友葉至誠的兒子葉兆言回憶：“高曉聲很快紅了，紅得發紫，紅得保姆也不相信，一個如此灰頭土臉的人，這么突然成了人物。”《陳奐生上城》獲獎之后，高曉聲的約稿、邀約紛至沓來，《人民文學》《半月談》等文藝雜志、報紙和出版社紛紛向高曉聲約稿。1980年8月，應《半月談》記者沈成嵩采寫了一篇報道：《扎根于錦繡江南的沃土中——訪農民作家高曉聲》，這篇訪談被新華社評為年度好稿。報道刊發后，“在兩三個月內，他（高曉聲）就收到了三四百封讀者來信，有向他取經的，有向他要書的，有寫了文章要請他修改的，有請他題字的，還有許多‘紅領巾’給老高寄來了‘蝴蝶’‘貝殼’等生物標本……1981年春天，當我去南京給他送新茶時，老高苦笑著說：‘老沈啊，我可給你害苦啦，省作協專門幫我找了兩位小青年看信，裝信！’”直至90年代，當高曉聲完成了長篇小說《青天在上》，去參加筆會，組織者居然不喊他名字，而是稱他“陳奐生”。

社會的關注，進一步觸發了高曉聲的創作熱情，他開始像“井噴”一樣創作，從1980年到1986年，高曉聲出了六本年度小說集。分別是《七九小說集》《高曉聲一九八〇年小說集》《高曉聲一九八一年小說集》《高曉聲1982小說集》《高曉聲1983年小說集》《高曉聲1984年小說集》。高曉聲曾有連續十年每年出一個新小說集的宏偉計劃，雖然最后沒有完成，但仍然在中國當代小說史上創造了一個紀錄——單從小說集題名的“簡單粗暴”中，我們就可以一窺當年高曉聲紅火的程度和極度自信、創造力爆棚的狀態。學術界亦對《陳奐生上城》給予了很多關注，帶動了對高曉聲的研究熱。短短幾年間，評論文章、學術論文多至上百篇。高曉聲被譽為“南方趙樹理”“繼魯迅、趙樹理以后，又一個為中國農民揭示靈魂的高手”。

“一輩子寫好農民”與“一輩子要演好農民”

小說的廣泛影響也引起了電影圈的關注，當北京電影學院教師王心語讀到陳奐生系列小說時，立即被陳奐生這個人物濃郁的泥土味和強烈的性格色彩深深吸引了。王心語特地趕到南京和高曉聲商定了改編事宜，并邀請擅演農民的知名演員村里來演陳奐生。

改編時，導演根據電影的特點，以小說《陳奐生轉業》為基本內容，同時吸收《陳奐生上城》和《陳奐生包產》兩篇小說的主干內容。以陳奐生走馬上任，為村辦工廠購買材料的經歷為主線，而將《陳奐生上城》一文的情節放置在村辦廠長與陳奐生的交談過程中，并適當做了其他改動和補充處理。雖然高曉聲向來不主張對自己的作品提煉主題思想，但王心語在指導影片時還是落在兩個“主題”上：一是揭露和批判“關系學”，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二是歌頌干群關系。與此同時，電影緊抓人物刻畫，用眾多豐滿的細節，呈現了陳奐生忠厚老實、淳樸正直、為人善良的一面，也對他的小農習氣有所反映，但顯然更為側重前者，將陳奐生處理成一個變革時期的“社會主義農村新人”的形象。

1982年，由瀟湘電影制片廠、北京電影制片廠投拍制作，王心語導演，王心語、高曉聲合作編劇，著名演員村里主演的《陳奐生上城》正式上映，受到社會廣泛好評。生動立體的人物形象，幽默風趣的角色對白，濃郁的鄉土色彩，精彩的角色演繹，尤其是以“一輩子要演好農民”為追求的村里與“一輩子寫好農民”的高曉聲的合作，讓電影《陳奐生上城》獲得了極大成功，與《高山下的花環》《人到中年》等一起，成為20世紀80年代的經典影片。除高曉聲之外，村里也成為陳奐生的另一位現實中的形象代言人。由此，農民陳奐生一步步走進了城市的大街小巷，成為80年代最為經典的人物典型。

高曉聲用一生的心血去書寫他所熱愛的農民，留給我們一個個鮮活生動的農民形象，也因此被稱為“農民作家”，其創作的“李順大”“陳奐生”“江坤大”“老清阿叔”等一系列農民形象是新時期文學人物畫廊里的重要成員。“陳奐生系列”小說享譽文壇，其中《陳奐生上城》一篇最為知名。雖然高曉聲不無遺憾地聲稱只是寫出了一個陳奐生，但在新時期文學所塑造的人物群像中，陳奐生這個大變革時代的農民形象，卻給人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高曉聲對中國農民于變革之際內心精神世界的呈現，對農民所擁有的樸素、勤勞、堅韌品格的書寫，及對他們靈魂深處所因襲的歷史重擔的揭示，在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當下，依然能啟發我們思考。

（作者：費祎，單位：中國社科院文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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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奐生上城》的傳播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