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東四禮士胡同一二九號 復刊后的《文藝報》在此辦公

沙灘北街2號

1986年，老漫友相聚《文藝報》，葉淺予繪 原發《文藝報》1984年4月19日第4版

陳丹晨：富于思想性與前瞻性的園地

《文藝報》創刊于1949年5月，最初是以第一次文代會的會刊身份出現的。本意在于搭建文藝工作者“交流經驗，交換意見”的平臺，是“報道各種文學藝術活動情況，反映群眾意見的工具”（《〈文藝報·創刊號〉發刊詞》），這應該說是幾十年來始終如一的辦刊宗旨和任務。1949年時，我只是一個幼稚的文學愛好者，讀到一些解放區文學作品，給我一種從未有過的清新明快的藝術美感，看到了另一個嶄新的社會生活。所以我也很關注當時舉行的文代會，買了新出版的《文藝報》。它雖然是會刊，但是公開發售的。這一切對我都是非常新鮮的事。直到《文藝報》正式出版，從此我就成了它的忠實讀者。【詳細】

朱暉：《文藝報》的板房時代

記憶中，為了容納盡可能多的部門和屬員，板樓的開間都不大，惟一的例外是二層西側的會議室。一臺乒乓球案居中擺放，四圍是密扎扎兩環折疊椅，勉為其難地擠進報社的四五十號同仁。在這里，最經常召開也最讓人著迷的會議，是由專司各種文藝門類、體裁的編輯，受命當眾匯報最新的創作和理論批評成果動態。這樣的例會于匯報者是展示自己對于最新創作和理論批評現象的掌握與梳理，于與會者則是一種殊為可觀與難得的學術獲得與交流。無拘無束的討論，大大地提升了有價值的思考，進而促成了質地堅實的選題……【詳細】

寒小風：《文藝報》辦公地點的變遷

1978年7月，《文藝報》復刊，當時的辦公地點在東四禮士胡同129號。馮牧同志是文化部黨組成員、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同時也是《文藝報》的主編。《文藝報》復刊后沒有辦公地點，他就從政研室擠出兩間房作為《文藝報》臨時辦公地。此院是兩個并排四合院，院子之間有走廊相連，后面是個小花園，有水池、亭子、花草。整個院子雕梁畫棟，前廊后廈，精美雅致。《文藝報》辦公室在東院，一間坐北朝南，編輯部謝永旺、召明、黃文珍、陳新民、李燕平和我在這兒辦公；另一間南北走向的大房間，是陳丹晨、閻綱、劉錫誠、吳泰昌、鄭興萬、雷達、高洪波、文椿、楊天喜等編輯的辦公室。【詳細】

賀紹俊：沙灘北街2號

文藝報社當時辦公的地點是沙灘北街2號。沙灘北街2號應該是作家們很熟悉的地方，不僅文藝報社在這里辦公，中國作家協會也在這里辦公。這是一個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幾幢莊重的磚石大樓，但文藝報社和中國作家協會不是在這些大樓里辦公，而是在院子里搭建了幾排簡易樓房作為辦公的地方。文藝報社是一座單獨的簡易小樓房。上到二層的梯子是懸在一面外墻上的，踏在梯子上咯吱咯吱直響。但那時候并沒覺得它有多簡陋，每天踏著梯子跑上跑下的覺得特別歡實。【詳細】

范詠戈：那些年的《文藝報》

2002年，我從外單位調入文藝報社工作。其實，我對《文藝報》并不陌生，從中學時代起就一直訂閱。但是2002年真正調來并受命主持報社工作，情況卻并不樂觀。社會轉型給“體制內”單位帶來劇烈沖擊，當時文學也已失去轟動效應，直接的結果就是發行量下滑、經濟拮據。印象最深的就是上任第一周就被債主堵門，因欠印廠印刷費被告上法庭，報社敗訴被強制執行，面臨封賬停刊。【詳細】

鄭伯農：我和剛剛復刊的《文藝報》

1978年之后，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和《文藝報》繼續保持密切聯系，我為《文藝報》供稿，得到他們的許多幫助。直到1984年中宣部召開京西賓館會議，特別是年底中國作協召開第四次作代會之后，我給《文藝報》提供的稿件大大減少了，但和報社的許多同志仍保持著良好的朋友關系。真沒有想到，1989年底，我被派往中國作家協會任職，居然榮幸地成為了《文藝報》的一名正式員工。【詳細】

金堅范：“克隆一個雞蛋？”

1998年4月初，中國作協時任黨組書記翟泰豐同志找我談話，說鄭伯農同志已超過任職年齡，由我接任《文藝報》總編輯一職。隔行如隔山，我是學英語出身，長期從事英語口譯和外事行政組織工作。在文學界“打工”多年，編輯工作一竅不通，寫評論文章做夢都未曾想過，所以我當場予以婉拒。他鍥而不舍又找我談了兩次，我是軟磨硬抗，死活不從。逼到墻角里，我說：“這是要讓鴨子下雞蛋。”他迅即一笑：“現在不是有克隆技術嗎，你就克隆一個雞蛋吧。”智斗敗下陣來，只能服從組織決定，走馬上任。【詳細】

楊匡滿：我心目中的《文藝報》“三駕馬車”

我走出校門、走向社會的第一站就是《文藝報》，在這里，我有幸接觸了很多品格高尚、學問深廣的前輩，他們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也是我事業上的引路人，與《文藝報》的這份感情是永遠不可能割舍的。在正式談“三駕馬車”之前，我想先提到一個人，這個人身上體現出文人的修養、寬厚、善良毫不遜于張光年、侯金鏡和馮牧三人，他就是黃秋耘。【詳細】

吳泰昌：“我們環繞的是群山，面對的是高峰”

1973年，我從五七干校借調到《河北文藝》雜志社工作。1976年1月，《人民文學》雜志社復刊時我調去工作，至1978年7月《文藝報》復刊以后，我才又重新調回。這期間我經歷過的領導、接觸過的朋友都很多，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周揚、葉圣陶、冰心、沈從文、錢鍾書、曹禺、孫犁、嚴文井等文壇前輩，有張光年、馮牧、孔羅蓀、唐因、唐達成等報社領導，還與楊晦、朱光潛、吳組緗、林庚、王瑤等北京大學的老師不失聯系。【詳細】

閻綱：二十七年是與非

侯金鏡一有發現，便到我的窗外喊上一聲，《紅巖》就是他首先喊出來的。他說：“現在是困難時期，人們物質生活匱乏，要使大家的精神生活豐富起來。”“我們需要革命的浪漫主義，但要拿生活的真實作基礎，絕不能拔高人物。當前形勢下，寧肯犧牲浪漫主義，也不能犧牲現實主義！”在侯金鏡的鼓勵下，我寫了《一九六一年中、長篇小說印象記》，重點推出《紅巖》。【詳細】

束沛德：將《文藝報》送回家

我沒想到《文藝報》編輯部竟沒有一套從創刊至今的完整的《文藝報》。這些年來，編輯部曾不止一次地從我處借用某年某月的報紙。在它的70歲生日前夜，我決心把自己保存、收藏的一套完整的《文藝報》（1949—2019）悉數捐贈給編輯部。當我把分散在房間犄角旮旯的這些報紙集中到一起，面對它們，真還有一縷難舍難分的感情。但我更為它們終于回了家，有了最好的歸宿而欣慰。【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