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于1950年的中央文學研究所，作為新中國“培養實踐毛澤東文藝方向的文學創作、文學運動組織、編輯、教育、理論批評等方面的干部”（見《人民日報》1950年8月10日第3版）的專門機構，與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確立的文藝方向、領導的文藝實踐有著密切的關聯：一方面，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為延安時期的解放區文學以及后來新中國的文學指明了方向，也影響了培養文學工作者的導向和方式；另一方面，延安時期以來，文藝體制的逐步建立為中央文學研究所的成立打下了基礎，這一時期的文學教育實踐與經驗的積累，對中央文學研究所的籌備、創辦與運行產生了潛在的影響。總的來說，延安時期確立的文學方向、文學實踐經驗對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影響是綜合性的，既體現在宏觀層面的辦學方向、理念，也體現在具體和微觀的實踐環節。

就具體歷史而言，中央文學研究所的成立有其所處的時代語境和過程：第一次文代會召開，全國文協創作部起草《創辦文學院建議書》，成立中央文學研究所籌備委員會，取法蘇聯高爾基文學院……對于這一過程，已有諸多研究進行梳理。當我們探向歷史深處時則會發現，除這些具體的過程外，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創辦還有其更為深遠的源流。

在當今魯迅文學院的院存檔案資料中，有一份由全國文協創作部起草的《創辦文學院建議書》。這份《建議書》的第一部分說明了“創辦文學院之意義”：“按文學藝術各部門來說，文學是一種基礎藝術。目前我們有戲劇音樂美術各學院，恰恰缺少文學院，所以有創辦文學院之必要。自五四新文藝運動以來，除延安的魯藝文學系及聯大文學系用馬列主義觀點培養文學干部而外（經驗證明他們是有成績的），一般的文學工作者大多數是單槍匹馬，自己摸路走。這是過去他們不得已的事情，這是舊社會長期遺留下的個人學習方法。至于過去各大學的文學系，由于教育觀點方法的限制及錯誤，從來很少培養出多少真正文學人才，我們接收以來，教育觀點方法雖然要改，但也不一定能適合培養各種不同條件的文學人才，不一定適合培養作家，所以也有創辦文學院之必要。”

這份《建議書》標注的日期為1949年10月24日。在院存檔案的信封上寫有“最早文件”的字樣，可以認為是關于中央文學研究所最早的檔案文件之一。這份文件說明了在新中國成立的條件下建立一所文學院的需要，也暗示了即將開始籌備的中央文學研究所與延安文藝教育之間的潛在關聯：《建議書》中所提到的“戲劇音樂美術各學院”，實際上指涉著1949年之后成立的中央戲劇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央美術學院、東北魯迅文藝學院等，這些院校都與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有著直接的承襲關系，而魯藝正是延安文藝教育的主要機構。換句話說，這些各藝術門類學院的成立，是延安的文藝教育在新中國語境下的延續和發展，延安時期的文藝教育導向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這些院校的辦學方向與實踐；而《建議書》提到的“魯藝文學系”，是延安時期培養文學工作者的園地。雖然魯迅藝術學院與中央文學研究所并無機構意義上的承襲關系，二者也處在不同的歷史語境、承擔著有所不同的時代使命，但從宏觀來看，從延安時期與新中國成立的歷史進程中，文藝教育和文藝人才培養的理念和方向有著很大程度上的承襲與延續。

在魯迅文學院院存檔案中，有一份50年代的題為“新中國的中央文學研究所”的油印材料，它更清楚地呈現出這一關系：“早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在延安和各大解放區，都舉辦過以我國偉大作家魯迅命名的魯迅藝術文學院，或其他文藝學校，培養出不少優秀的文學干部和作家，給我國新的文學事業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中央文學研究所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在國家還處在比較困難的時期創辦的。”（《新中國的中央文學研究所》，魯迅文學院院存檔案“作001-19”）如果說延安時期解放區的文學實踐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了新中國文學進程的“前史”，那么在文學人才培養方面，延安經驗成為中央文學研究所辦學的重要參照。

梳理延安文學經驗與中央文學研究所辦學方向之間的關系，首先應關注召開于1942年5月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與毛澤東《講話》的發表對中國當代文學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講話》提出的文藝的工農兵方向、普及與提高、歌頌與暴露等重要問題，既明確了延安時期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的方向，也規劃了中國文藝發展的方向，這些都注定對文學人才培養的導向與方式產生深刻的影響。

實際上，在《講話》前，毛澤東在建立黨的文化領導權、領導文化工作、建設文化隊伍等方面已有過諸多論述，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開了中國共產黨重視文藝的傳統”。（李書磊：《1942：走向民間》，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早在1939年，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中，毛澤東便強調團結和吸收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這篇文章也指出：“切實地鼓勵工農干部加緊學習，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使工農干部的知識分子化和知識分子的工農群眾化，同時實現起來。”1940年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強調了文化工作者的重要性：“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識和教育革命大眾的知識在程度上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結起來，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結起來。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備和重要的戰線。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這個文化戰線上的各級指揮員。”（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708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而到了《講話》，毛澤東則進一步提出了文藝工作者與工農兵相結合的要求：“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斗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如果說《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從更為宏觀的文化戰略的層面展開論述，那么《講話》則解決了文藝的具體問題及文藝工作的前進方向。實際上，這一系列論述呈現了毛澤東在領導文化文藝工作方面的思想脈絡，也正是在這個脈絡中，黨的文化領導權逐步確立起來。

在這一思想脈絡中，我們便能看到《講話》精神對于文藝人才培養的直接影響，而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當時延安的文藝教育上，也體現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央文學研究所的辦學方向上。《新中國的中央文學研究所》這樣寫道：“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為中國的新文學創造了新的生命。這個《講話》指出，文藝必須要面向工農兵，為工農兵服務；知識分子出身的文學家必須要改造思想，向工農兵學習；文學藝術必須要忠于現實，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道路。十幾年來，中國文學工作者一直堅持執行著這個方向，今后也仍然是要繼續為貫徹這個方向而努力。中央文學研究所的任務，就是專門培養中國優秀的青年文學創作干部，使他們能夠忠實地執行毛澤東的文藝方向，在政治和業務水平上提高一步，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事實上，《講話》對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影響不僅體現在辦學方向和理念的層面，也體現在招生、培養方案、課程設置等具體環節。在招生方面，有研究者曾發現一份名為“討論籌辦文學研究所提綱”的文獻，上面呈現了中央文學研究所對招生人員條件的要求：“《提綱》所列招生研究人員的條件為：1、經過一定的思想改造，基本上已確立了革命的人生觀者。2、經過一定的斗爭鍛煉，具有相當豐富的生活經驗者。3、有一定的文學修養，在創作上有所表現，或在理論批評、編輯、教育、運動組織等方面有某些成績與經驗者。必須以上三者全部具備。4、有優秀才能或可能培養的工農出身的初學寫作者。”（王秀濤：《中央文學研究所的籌備與成立》，《文藝爭鳴》2017年第5期）而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一期一班學員的53人中，“有七個工人出身的，有兩個農民出身的，一個剛邁出大學課堂的，四個擔任過很長時間的教職員的；其他三十九人，都是在革命隊伍里長大的革命隊員和革命軍人。”（《創辦文學院建議書》）

在課程設置方面，中央文學研究所“強調以學習政治理論、文藝政策與文學遺產為主。要求每個學員經過兩年的學習，必須要懂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知識，掌握馬列主義的思想和黨的文藝政策，并且還要熟悉中國文學歷史和其他國家的、特別是蘇聯的文學發展情況。第一期學員在課程的安排上，分為這樣四個部分：第一、中國‘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史的學習；第二、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中國文藝運動的情況和黨的文藝政策的學習；第三、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學習；第四、蘇聯文學。對其他國家文學史的學習，則采取了自由選擇和重點指導的方法。”（《創辦文學院建議書》）

除了《講話》精神的直接影響外，延安的文學教育經驗也構成了中央文學研究所辦學的潛在參照。作為延安時期主要文藝教育機構的魯迅藝術學院，自1940年開始施行“專業化”辦學方向，后因“關門提高”而遭到毛澤東的批評。實際上，魯藝1938年創立時的目的“就是培養抗戰藝術干部，提高抗戰藝術的技術水平，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使得藝術這武器在抗戰中發揮它最大的效能”。（《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宣言》，原載于1938年4月《魯迅藝術學院成立紀念刊》，轉引自《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2期）創辦初期的魯藝采取“三三制”的教學模式，即先在學校學習三個月，然后外出到前方抗日根據地實習三個月，再返回學校學習三個月。1940年開始，由周揚擔任魯藝副院長后改變教學方針，對魯藝的教學模式采取較大改動，開始“專門化”辦學，原有的前方實習也被取消。《講話》對于魯藝“關門提高”的狀況進行了批評。很明顯，在抗戰背景下的“關門提高”與當時迫切的現實要求不符，普及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郭沫若曾以“有經有權”評價《講話》。在這里，“經”指長久之計，“權”指權宜之計，“有經有權”意味著《講話》既有戰時解放區的權宜的文藝政策，也包含未來新中國的長期的文藝方向。關于《講話》的“經”和“權”的關系，很大程度上指向了普及與提高的關系。有學者指出：“《講話》對‘普及與提高’的闡述完整地展示了‘經’與‘權’之間的辯證關系：‘我們所說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礙提高，而且是給目前的范圍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礎，也是給將來的范圍大為廣闊的提高工作準備必要的條件。’毛澤東說得很清楚，眼下重心放在‘普及’上本是為了配合革命實際需要的權宜之計。”（李楊：《“經”與“權”：〈講話〉的辯證法與“幽靈政治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期）對于抗戰時期的解放區文藝來說，“普及”意味著更廣泛和及時地發揮文藝的宣傳和動員的作用，因而被更加重視。

因此，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延安的文藝教育方向進行了調整。毛澤東在1942年5月30日到魯迅藝術學院對學員講話：“你們現在學習的地方是小魯藝，還有一個大魯藝，還要到大魯藝去學習。大魯藝就是工農兵群眾的生活和斗爭，廣大的勞動人民就是大魯藝的老師。你們應當認真地向他們學習，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點逐步轉移到工農兵一邊來，才能成為真正的革命文藝工作者。”（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8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延安文藝教育的方向再次調整，而呈現出新的面貌。

這些延安時期的辦學經驗，都成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文學研究所辦學所參照的對象。新中國成立后的文學教育，隨時代語境變化而發生變化，由相對重視普及，調整為普及與提高并重：魯迅文學院院存檔案中，一份手寫的《國立文學研究院籌辦計劃草案》（時間為1950年3月9日）設計了辦班的構架，并設計了“研究班”與“普通班”的辦學方案。（李蔚超：《社會主義文學教育的試驗與試錯——記草創階段的中央文學研究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4期）很顯然，“普通班”偏于“普及”，而“研究班”則偏于“提高”。但在“提高”中，也避免了“關門提高”的問題：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一期的學員，除學習所規定的課程外，也進行了創作實踐和生活實踐。尤其是生活實踐中，分為八個小組，奔赴工廠、農村和朝鮮前線，深入到工農兵的生活中。

伴隨著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的歷史進程，解放區的文藝方向逐漸成為新中國的文藝方向。而延安時期重要的文藝工作者，則成為了籌備和創立中央文學研究所的人員。他們有的從五四時期走來，在延安歷經改造而走向了廣闊的新路；有的則是在解放區獲得成長和鍛煉，在新的歷史形勢下，他們開始了新的文學教育實踐。文學在新中國成立的背景下被賦予了新的使命，而中央文學研究所作為培養文學人才的專門機構，在《講話》精神的指引下，攜帶著延安的文藝實踐經驗，面向新中國文學工作者的培養，展開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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