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玉民(1951~)，山東榮成市人。1971年入伍，1970年開始發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國作協。曾任山東省文聯副主席、濟南市作協主席。著有長篇小說《騷動之秋》《過龍兵》《羊角號》《八仙東游記》，中篇小說《海獵》《不肯流逝的歲月》《岳家軍》，報告文學《東方奇人傳》，散文集《愛你生命的每一天》，詩歌集《山東竹枝詞》等。長篇小說《騷動之秋》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

《騷動之秋》

新世紀鄉土文學創作蔚為大觀，其中具備史詩品格的亦不在少數。鄉土敘事的史詩品格是什么？除了一般認為的要寫出鄉土政治、經濟、文化的現代化轉型，表征民族國家的歷史尤其是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特殊發展歷程，呈現中國農村面貌和農民精神狀態在不同時代的嬗變，具備全景的視野和相當的時間跨度外，更要體現歷史和文化反思的力度、探究人性和人文關懷的厚度以及與題旨匹配的現實深度和美學向度。《過龍兵》在眾多史詩性的鄉土小說中的價值或在于此。

“新創業史”與鄉土倫理空間的畸變

《過龍兵》借由展家、年家和卓家三代的恩怨糾纏和愛憎憂喜的生活故事，展示渤海半島地區一個漁村半個多世紀的變遷，整體上略前詳后。前四章從民族解放戰爭前夕一直寫到“文革”后期，敘事緊鑼密鼓，節奏快促，主要交代了展、年、卓三家第一代的歷史過節，埋下后文三輩人對抗的主線，并點出華云將踏上一條超越仇恨邏輯的人生之路，也制造出相當飽滿的情感和情節張力。從第五章起，小說的敘事開始放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施行和改革開放的政策給海牛島帶來了巨變，展、年、卓三家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命運也隨之接連發生巨大的轉軌。小說描寫了卓守則和年傳亮兩人不謀而合的“創業”經歷，借此觀照和反思鄉土現代艱難轉型過程中的政治和文化空間的畸變，為鄉土倫理的重建提供了一個切實的樣本。

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的土地制度經歷了數次大的變革，每一次變革都帶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巨大變化，每一次變革也都催生了不同的創業故事。《過龍兵》第六章中，卓守則本欲以26萬的天價競標一艘中等漁船跑海，不料遭遇年傳亮的暗中阻撓，只能進城務工，卻誤打誤撞攫取人生第一桶金，后來又在獄友引薦下投身股市，迅速完成資本的累積和膨脹。正是因為包干制度，做了多年“地主狗崽子”的卓守則才不必像過去那樣被牢牢地拴住，而是有了拓展更為廣闊的人生道路的權利。他的致富之路談不上艱苦，卻很有代表性；雖非主動，卻成了參與重大歷史進程的幸運兒。與之相對，年傳亮則利用做村支書的便利，成立“海牛水產總公司”，用僅僅數年的時間，便把海牛島打造成產值驚人的漁業強村，迅速成為全省改革戰線的一面旗幟。年傳亮的創業之路一方面給海牛島百姓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在經濟的意義上完成了海牛島的鄉村振興，但在文化和道德建設上不但無所作為，自己更是在私欲的膨脹之下成為他一度致力反對的鄉村權貴。及至小說的后半段，卓守則和年傳亮完全被欲望遮住眼，在展重陽的暗中支持下，分別干起走私的勾當，他們曾經最信賴和感恩的鄉土與大海早就被拋擲一邊，而所謂的回饋鄉鄰、共同致富則徹底淪為個人恩怨和私欲的點綴。

由上可見，《過龍兵》的“創業”書寫既回應農村百年未有的變局，聚焦新農村建設這個宏大的時代主題，又直面農業結構調整和現代轉型過程中農村社會出現的一些精神異化和人性扭曲的境況，呈現了鄉土倫理空間畸變的現實。事實上，勢不兩立的年傳亮和卓守則，一個把階級斗爭掛在嘴邊，一個把光復家族作為人生夢想，但本質上他們是一種人，在鄉土巨變的價值真空中，“階級”與“宗族”本來可以是倫理建設的有效資源，但他二人偏狹的理解早已背離真意，他們越是堅持，對鄉土倫理的破壞就越嚴重。一方面，新中國的土地革命和政策固然改變了農村的經濟結構，但正如卓、年兩家的斗法所呈示的，重土輕遷的文化心理，血緣家族關系的延伸所形成的穩固的社會結構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在“后革命”時期，“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觀念雖得以扭轉，不過很長一段時間內，“階級出身”依然對人的履歷有直接影響，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市場經濟的加速傳導，階級對立逐漸讓位于階層的分化，這又引發了社會對階層在資本強權下的公平與正義話題的討論。

為了體現對上述問題的思考，《過龍兵》采用戲劇化的情節結構，卓、年、展家三代人的命運及政治身份，此消彼長，時而三足鼎立，時而彼此鉗制。也正是借助這些巧合，小說對鄉土中國艱巨的現代轉型中最根本的掣制之力的省思得以更具情境化的傳達。最典型的一幕是第十七章。這一章中，三個家族的第三代卓智新、年晨玉和展濤濤共同亮相在大洋彼岸舉行的中國問題國際研討會，接續父輩的思考。年晨玉在發言中直指父輩的迂腐，認為“落后陳腐的階級觀念、家族（種族）觀念，才是阻礙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向深入的最大障礙，才是阻礙中國走向民主繁榮、中國人走向自由和諧幸福的最大障礙”。而自幼耳濡目染祖輩和父輩宦海浮沉的展濤濤則認為，影響中國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的最大阻力，“來自于現實而不是來自于歷史，來自于官本位思想和官僚經濟體制而不是所謂的階級和家族（種族）觀念。階級斗爭在中國大陸早就成了歷史，家族（種族）的發展壯大，對于改革開放也是動力和機遇”。年晨玉和展濤濤的發言各有依據，各有合理性，綜而觀之，正是作者以為的癥結所在，也陳明了鄉土空間畸變的緣由。海牛島有地利之便，得風氣之先，又有卓家、展家和年家弄潮兒們的苦心經營，經濟蒸蒸日上，而人心道德卻岌岌可危。現代經濟理性和市場經濟運作的總體化擴張和時代主題的更換，既消解了壓在人們心頭幾十年的“革命”負荷，也導致了社會生活物質性或實利性價值與精神理想價值的沖突，急速的社會轉軌還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倫理規范系統的脫節和失效。再加上一元化道德意識形態消解后產生的道德懷疑主義，這一切都加重了海牛島的病癥，而我們知道，海牛島就是努力由鄉土中國完成蝶變的中國鄉村的鏡像。在這場艱難的蝶變中，年打雷、展工夫，年傳亮、卓守則、展重陽們奮斗過、探索過，也因之沉淪過和頹墮過，他們的“創業史”并不能真正給漁村帶來由表及里的真正現代性的轉型，他們的主體性的體現更多是被觀念所預制的，真正具有歷史主體性的農村“新人”就在父輩“輝煌”的陰影下被召喚出場了。

“新人”的精神力量與農民歷史主體性的重建

“新人”一詞其來有自，在中國現代以來的文學語境中，則有約定俗成的理解，如趙園所概括的：“無論在生活還是文學中，準確意義上的‘新人’，應當指人群中的那一部分，即集中地體現著時代精神和時代前進的方向，對于‘使命’更為自覺，依歷史要求而行動的先覺者和實踐的改革者；對于大革命前后的中國，當然應當是那些從中國歷史中產生，成長著、并有力地干預著歷史的進程、影響著中國未來命運的先進的中國人，革命者。”從梁生寶到孫少平，史詩性的鄉土之作一定少不了對“新人”形象的塑造。“新人”不但要是“這一個”式的典型形象，更要與廣大民眾有深在的共情，是民族國家文化想象和實踐的重要組成，并能在對歷史的反思中明確自己的責任，同時還要具有鮮明的生活氣息和現實深度。

相信所有讀過《過龍兵》的讀者都會對華云的形象留下深刻記憶，在展、卓、年三家因為仇恨和傾軋而不共戴天時，是華云用樸素的正義和良知，在三個家族間建立了溝通的可能；而在人性的卑污時刻，華云也總及時出現，“昭示著做人的終極價值”，如一位識者所言，她“是同情，是正義，是良知，是內在的必然性，是一個高尚的、絕對的自由意志”。從晨玉到智新，華云以她的正義和善良感染著后輩；從老科學家到凱華，她用母性庇護著身邊的所有人，雖然華云的很多作為是出自寬厚自然的天性，還不具有深度的歷史反思能力，但對于“新人”的成長卻起到重要的思想哺育和啟蒙的作用。

智新是卓守則和第一任妻子青草的孩子，生下來就是個呆子。卓守則致富后，把智新送去美國治病。奇的是，在異質的環境里，智新的呆病不治而愈，且迅速成長為有為的青年，與晨玉一起回到海牛村創業，不惜冒著忤逆的罪名，把父親的家族企業改造成現代股份制企業，并致力于“維護社會公理，建設民主、和諧、繁榮的新海牛島”。在與父親還有年傳亮等人的觀念碰撞中，他依憑的不單是樸素的正義，也不單是個人精神的純粹和崇高，還有經受科學訓練的頭腦和真正立于潮頭的視野，有現代的時間意識和主體性。他由傻而慧的成長歷程，也可解讀為拒絕沉滯的宗族觀和僵化的階級斗爭觀，進而對這種觀念背后的文化和政治癥結做深入反思并試圖紓解的過程。因此，他才是小說中最符合“新人”審美形制的形象。

與智新堅定地站在一起的還有晨玉。小說最后幾章安排父子兩輩圍繞家業的承續、海牛島政治權的“交接”展開了直接交鋒，以年輕人對陳腐觀念的徹底揚棄為海牛島和家族的復興真正開出了一條新路。如方家所論，“新人”形象的“革新精神、時代色彩、 理想情懷等多重要求，決定了塑造‘新人’形象的高度和難度”，智新和晨玉在小說中是海牛島的“歸來者”，大而言之則可歸屬到文學史上龐大的“返鄉者”的形象序列中，他們走出鄉村的目的并非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孫少安那樣為了謀生，歸來時也不是為解決故土的貧困，而是著眼于改革開放帶來的物質豐盈之后鄉土的可持續的健康發展，以及未來的意義和價值。他們二人對海牛島的思考既是微觀的也是宏闊的，這些思考“從當代中國的現實土壤中孕育生成，匯集了時代問題、時代意識，聚集著各種信息”，他們兩人也“具有一種‘磁吸效應’”，在他們“周圍形成各種生活和實踐的細節、情節的豐富圖譜，而這些細節和情節本身就促成了時代精神的凸顯”，這種主體性的彰顯正是他們作為“新人”的意義。當然，作為讀者，我們還是有一點點不滿足，那就是智新和晨玉面對家族基因與現代意志的那種搏斗感雖有，但其復雜處、幽微處的張力若再飽滿一些，也許就更能凸顯破舊立新的艱難與偉大了。

《過龍兵》的首版距今天已經過去了15年，這15年中，中國的鄉村又在經歷新的變革和淬煉。2021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向世界宣告，中國的脫貧攻堅取得了全面勝利！“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而我們又知道，解決了溫飽問題的鄉土的根本振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這個意義上來看，《過龍兵》又像是一部預言之書，作者的憂患和慎思令人敬佩。“新人”登場，道阻且長，在加速的城市化進程之下，智新和晨玉不必再為父輩的心結所擾，可是偉大的征程并非坦途，他們的故事還將繼續，而我們也由衷地期待作者能再寫一次“過龍兵”的浩瀚和壯闊。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在《文藝報》所開設的“文學觀瀾”專刊，“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研究”2021年10月25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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